【《隨筆》精選】郁達夫：另類“新文學之父”

重提“新文學”

提起“新文學”，這可是個有點特殊歷史意義的老詞兒，它在191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壇上，曾經流行一時，專門用來指從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開始興起的那股中國文學從里到外都謀求實現現代化的潮流。所謂從里到外，就是文學創作的思想內涵和語言形態，都要告別傳統、擺脫古典，用白話代替文言，用貼近社會大眾的寫實風格，代替矯揉造作、鋪張雕琢的貴族情調。

現在大家都公認，白話新文學潮流的興起和發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推動了我們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不過，跟歷史上的好多進步潮流一樣，它一開始的架勢，不是“船到橋頭自然直”那樣的自然而然、順順溜溜，而是有點“牛不喝水強摁頭”，冷不丁吹起號角、樹起纛旗、喊殺陣陣、戰鼓咚咚，強攻猛打地拉開場子的。這么做，好處是不會錯過歷史轉折的時機，甚至還有可能把歷史轉折的時機給催逼得提前了一步；壞處呢，就是也可能矯枉過正、火候過當，烤糊了不該烤糊的，收拾了沒必要去收拾的，跟蠻漢子打棗似的，幾竿子掄過去，棗倒是掃下一片，本該好端端的棗樹枝，可也給抽得皮開肉綻、傷得不輕。在新文學日益壯大的潮流中，白挨了“打棗竿子”的好一陣痛擊的棗樹枝和棗樹皮，就是少說尊貴了兩千年的文言。

為了讓文言給白話文讓道、騰空兒，自幼熟讀熟用文言的文學革命健將們，不惜采用極端修辭，把它徹底妖魔化。由此而來的影響，造成從此往下，不止一代人里，多出了好些讀文言比讀外語還要為難的“文言盲”。所以，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教訓，就是長遠而言，溫和審慎的前進，總比心急火燎的連躥帶蹦，成效更高也更全面。

但話說回來，在木已成舟、米已成飯之后，再來苛求木活是否精良、飯粒是否夾生，已經意義不大，倒不如去琢磨和評估一下，這舟和飯的價值和潛能究竟在哪兒，對我們眼下的同樣到往后看起來也很可能是不完美的、是免不了好心辦出點壞事來的實踐，有哪些借鑒和幫助。

這么兜一圈，當然不是說“新文學”本身欠了“舊文學”或者“文言文學”多大的債，而是說，“新文學”這個今天落到歷史文獻堆里的老字眼，從一開始，就是在描述、指稱和代表著一個動作和過程，一個不屬于單獨哪個人或少數一伙人的社會潮流層次上的群體性的動作，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過程。這個動作和過程，包括了一破一立同時并行的兩個方面。破的方面，是沖著兩千多年一直道貌岸然、凜然不可侵犯的文言形態的古典文學，狠狠地撕扯了幾把、踢踹了幾腳，一時把它弄得威風掃地、狼狽不堪；立的方面，是通過一個個全力展示新氣派、新內涵、新追求和新力量的作品，從不同的方向和位置上，持續不斷地累積，逐步充實、確立起了我們今天身在其中的這個豐富多彩的現代中國的文學世界。

這個文學世界，主要是靠現代白話的文學創作成就支撐和豐富起來的，但它一旦形成，就不光是像一個插滿了現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書架一樣，只為盛放現代白話文學的成果而存在。它更像一棟宅子，它的臺階、門庭、梁柱、房頂和墻壁，自然都是由從與文言文學等對手的競爭中產生的現代白話文學的力作構成，但屋里的陳設和存儲，卻也完整地包含了留存在現代的一切古典文學遺產和舶來至此的外來文學資源。格局完備、品質成熟以后的“新文學”，它的靈魂和實質，已經不再是一層語言形式的外衣或者某個特定的內容范疇，而是由從它自身的歷史和現狀中自然積淀、自然發散出來的一種氣度、情境和氛圍。這正和一個人的成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