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政治與國家之間的民族史——讀吉開將人《苗族史の近代》有感

危機當頭，學術不能置身事外

九一八事變（1931）與偽滿洲國（1932）建立之后，整個中國都在風雨飄搖之中。1934年，顧頡剛和朋友們在北京創辦了《禹貢》半月刊，雖說是討論歷史和地理，但心中想的卻也是民族和疆域。在發刊詞中，顧頡剛針對日本分割中國邊陲與分化中國民族的論述，痛說“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队碡暋吠？?，1939年顧頡剛又為《益世報》辦了“邊疆附刊”，在強敵壓境的危急時刻，他再度聚焦民族和邊疆問題，大聲疾呼“中華民族是一個”，希望人們不要太注重漢、滿、藏、回、苗等等區別。為了在危急時刻重建國族認同，他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疑古主張，對可能啟發過他提出疑古思想的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進行批評。

與顧頡剛一直有分歧的傅斯年，雖然主張在國家危機的時候，不要輕易地談“民族、邊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詞”，但也對顧頡剛關于“中華民族”的觀念表示贊同，覺得他“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并痛斥一些民族學家拿了帝國主義的科學當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進行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

聯系到傅斯年曾撰寫《東北史綱》，駁斥日本學者矢野仁一割裂滿蒙的言論；給顧頡剛寫信，痛斥日本人在暹羅鼓吹桂滇為泰族故地、英國人在緬甸以佛教信仰拉攏云南土司鼓吹立國、署名干城的文章宣稱“漢人殖民云南”是鮮血斗爭史；再看到他堅決反對給田汝康《擺夷之擺》一書以“研究泰國、越南、緬甸或馬來等地歷史、地理、文化、經濟”的蟻光炎獎金，是因為云南不可以被視為泰國一樣的“外國”，可以體會到，這些有關民族和邊疆的學術議論，與國家存亡和民族認同有著莫大關系。一直到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給一個叫做鄭細亞的人寫信，盡管對方只是一個學界門外漢，但是事關國土，他仍然不厭其煩地向他說明“大清帝國之版圖是怎樣，民國是滿清帝國的合法繼承人”，并且一一解說“誰把中國土地占去最多”。

在最近出版的《傅斯年遺札》三冊中，我看到了這些過去不曾公布的材料，深知這一論述和爭辯的重要。那個時代，傅斯年、顧頡剛以及馬毅等人，一方面，針對留洋回來的民族學家吳文藻、費孝通仍在國內進行民族識別，甚至承認“中國本部”即傳統中國為長城以內十八省的說法，提出嚴厲批判，說“這是專刺激國族分化之意識，增加部落意識”。傅斯年認為這樣鬧下去，對國家沒有好處；另一方面，他們要求官方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顧頡剛與馬毅一道，在1941年向民國政府教育部第二屆邊疆教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建議訂正上古歷史漢族驅逐苗族居住黃河流域之傳說，以掃除國族團結之障礙案》，從中西融合到確定中國文化本位，從批評帝國主義影響到改變麻醉的學風，從駁斥堯舜禹抹殺論到中國人為黑白混血論，他們在特殊時期，試圖重新認識和詮釋中國文化，“作成新的歷史脈絡”、“批判清末以來由于帝國主義污染而導致的學界支離滅裂”。

學界的爭論風波與來自輿論的壓力，也影響了政黨與政府。當年的國民政府不僅成立有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