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季羨林先生

1984年起，我經常向季先生問學，收獲最大的是從他那兒開始省悟何為學者、何以治學、為何治學等科學理念?？梢哉f，是他老人家引導我走進了學術之門。

在我的問學之路上，季羨林先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之一。我在中亞死語言領域取得的學術成就，要感謝季先生的多年教誨。我在北大歷史系讀的是考古，并非他在東語系的受業弟子。北大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中國文物研究所，為了更好地研究絲綢之路考古，又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的蔣忠新老師學梵語。兩年之后，蔣老師把我引薦給他的老師季羨林，此后我一直在季先生指導下攻讀中亞死語言。1992年，邵瑞琪（R.Salomon）教授邀請我到華盛頓大學從事犍陀羅語研究。從1982年梵語發蒙，到1992年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我花了十年之功，可謂“十年磨一劍”。吾生也晚，向季先生問學的時間不長，他老人家卻對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訪美歸來，我向季先生匯報在美國的學習與工作。當他得知絲綢之路考古已成為世界人文科學發展的一個新潮流后，覺得北大應該開設這門課。不久，季先生找宿白師一起向校方推薦，把我調回北大教書。季先生去世時，我寫過一篇悼文（《瞭望》2009年第29期），介紹他老人家的名山事業，本文進一步講述我向季先生問學的所見所聞。

學術之門的引路人

在我們這個缺乏國學大師的時代，季先生深得國人厚愛，大家并不清楚他到底研究什么，有些媒體順勢把他吹捧為國學大師?？墒?，季先生不領這個情，曾經登報公開辭謝。就像唐玄奘西天取經，回長安后開辟譯場，主持佛典翻譯，季羨林是第一位把印度學從德國引入中國的洋博士。正如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指出的，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五大發現，分別為殷墟甲骨文、流沙墜簡、敦煌文書、清宮內閣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季先生專攻第五個發現。經陳寅恪先生推薦，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在北大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開展梵語佛典、中亞死語言、印度古典文學，以及其他東方語言的教學與研究，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印度學家和東方學家。

正像老一輩歐美留學生一樣，季先生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不過，在讀書治學方面，他卻推崇德國人，無論什么都是“in Deutschland hergestellt”（德國造）最好。1984年，第一次拜謁這位“德國造”學術大師，進門沒說幾句話，他就問：“你會德語嗎？”我答德語學得不好，正在努力，打算讀點德語印度學名著，如吉爾霍隆的（F.Kielhorn）的《梵語語法》、蓋格（W.Geiger）的《巴利文學與巴利語》、布赫勒（G.Bülher）的《印度古文字學》、皮舍爾（R.Pischel）的《印度俗語語法》，他似乎有點驚詫。我補充說：科隆大學教授雅奈特（K.L.Janert）建議我讀這些書的，他最近寄來了后兩本書。季先生告訴我，此人是他的德國同學，當年他們一起跟瓦爾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學梵語。他從蔣老師那兒知道我學了兩年梵語，打算繼續攻讀中亞死語言，就談起他的西域語言研究規劃，說他正利用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解讀新發現的一部吐火羅文本《彌勒會見記》殘卷，最近送了兩個學生去德國留學，一個在漢堡大學師從伊朗學家恩默瑞克（R.E.Emmerick）學于闐塞語，另一個在哥廷根大學師從伊朗學家麥坎奇（D.N.MacKenzie）學粟特語。我正為學何種中亞死語言猶豫不決，經季先生指點，決定專攻佉盧文犍陀羅語。

有傳聞說：“胡適對季羨林的學術水平頗為欣賞，直至晚年還曾評價：‘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問題是，印度學非胡適所長，他憑什么判斷季羨林的學術水平高低呢？眾所周知，傅斯年早年留學德國，1928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力倡導德國語言學（Philologie）派的治學方法，開辟了中國新史學之路。季羨林被聘為北大教授，恰逢胡適任北大校長，大概從陳寅恪的推薦信得知他的學術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