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的陌生人

這幫印尼華僑，在1960年回到祖國，但命運對年輕冒險的獎賞，是將他們送到這個陌生國度的荒地度過余生。華僑農場與外界并無圍墻，但他們總是顯得格格不入。他們用一生的時間對農場建立起認同，可他們的后代卻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親臨走前，跟我們講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是他親眼見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個夢：媽媽要來接他走，幾月幾號幾點鐘都告訴他了。結果真的按照夢里講的，在那一天舉辦葬禮，請很多人來吃飯、玩麻將。差不多到點了，人家問他：你不是講你要走了嗎？結果時間一到，他說了句“媽媽來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親說，如果沒看到，你是不會相信的。他15歲起就跟伯父闖南洋，最后親眼見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羨慕。”

在桂林一個農場里，鄒應杰的父親度過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廠的老板。臨終時，他是桂林華僑農場的一個普通居民。“父親從沒后悔回來，”鄒應杰說，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們一樣，15歲就離家闖南洋的父親渴望落葉歸根。

在1960年4月從雅加達開往湛江的“俄羅斯號”上，父親已經給人生安排好了結局。但對于在印尼長到15歲的鄒應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隨波逐流的一條沙丁魚。他不再是家業的準繼承人，關于前途的一切充滿未知。此時他腦子里惟一的念頭是：可以回國上學，繼續“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飯時，父親死于心肌梗塞，沒有給他留下遺言。

農場的開拓者與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個蟬鳴如織的下午，鄒應杰和他的“夕陽紅”樂隊成員準時聚在一間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他們將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經典歌曲。

主唱張仃娘來得最早，她打掃了屋子并燒好茶水。第二個到來的是隊長鄒應杰，他負責電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場小型演唱會就開始了。

鄒應杰躲在老花鏡后專注地盯著琴譜，像個淡定而沉醉的電玩少年。拍子打起來，那些鬢角斑白、頂心漸禿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魚兒快活起來。他們展示出多數國人在音樂面前所缺乏的那種松弛。

連續幾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學生背書一樣。那是他們最熟悉的中文歌曲?？吹贸鰜?，這些為遠道而來的記者臨時安排的節目并不讓他們太享受，連“團歌”《夕陽紅》聽上去也毫無生氣。鄒應杰的伴奏猛然轉調，《哎呦媽媽》——一首印尼老民歌響起來，則讓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門口跟著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幾個女人被他滑稽的樣子逗樂了。老者最后雙手作揖離去。“他不是華僑，是本地一個音樂老師。‘文革’的時候腦子好像有點壞。”張仃娘介紹，他們平時很少與本地人一起活動。

“夕陽紅”對印尼歌舞的癡迷更像是一種身份的展示。他們熱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幾乎所有與印尼文化相關的演出邀請。桂林市曾舉辦兩次印尼文化節，均邀請他們去演出。鄒應杰擔任編舞，在活動開幕前一個月，團員們就開始排練。廣西師范大學的印尼留學生常過來看望他們，在錄像上看起來，那場面更像是親人重逢。

演出間歇，鄒英杰起身，從旁人身邊經過時，他彎腰低頭，伸出右手，像做了個“請這邊走”的手勢——但這是給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過一下”。

這是他在印尼時養成的習慣，回國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農場外，這個奇怪的動作往往會引發詫異，他就會不好意思地解釋：小時候的習慣，表示禮貌。類似習慣還有不用左手給別人拿東西，因為那是“臟的”——印尼人如廁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職責。

“夕陽紅”樂隊已經組建10年了。這個農場的頭號文藝團體曾發生過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輕的團員嫌“夕陽紅”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難真正讓她們感興趣。

“她們自以為能歌善舞，不跟我們玩。”一位團員不無譏諷地說。有天晚上，記者在場部附近的籃球場上，見到了這群“分裂分子”。她們的人數大約是“夕陽紅”的4倍，年齡上看來則比“夕陽紅”小一輩。她們正怡然自得地跳著時下風行各地的藏族廣場舞。指揮她們舞步的，是一臺播放《傷不起》的錄音機。

“印尼歌我們唱不來。”一位舞者告訴記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網上學的廣場舞更適合她們。這群人對印尼歌舞倒也談不上抵觸，在必要的時候，比如農場創建5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她們也會穿上紗籠，在各界領導的矚目下，一絲不茍地完成那些印尼風情的舞蹈動作。

年輕一代已經毫不諱言對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賞。鄒應杰想教年輕人學樂器和印尼歌舞，“免費教都沒人來！”

有一年兒童節，“夕陽紅”樂隊受邀來到張仃娘孫子敏敏就讀的農場小學，教孩子們唱《哎呦媽媽》。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頭去。幾年前那場不快仍讓他耿耿于懷。

張仃娘倒是無所謂，“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