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起草的波折與反思

江平幾乎是1949年之后中國立法時代的全程見證者和參與者。這篇文章回顧了歷時長達五十多年的民法典起草的個中波折，可視為中國法治發展的經典縮影，從中亦可窺見哪些因素在影響著一部法律的成敗。

1956年我從蘇聯留學回國，剛到北京政法學院工作時，就聽說正在制定民法典。但到今天為止，民法典還未出臺。

第一次起草：遭遇“整風”

1954年下半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建了專門的班子，開始起草民法典。當時立法的體例，當然是受蘇俄民法典的影響，但具體內容，并不全部抄襲蘇俄民法典。這與整個中國革命進程很相似，學蘇聯，但絕不抄襲蘇聯。

真正促使這個起草班子加快工作進度的，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有關領導人在發言中對制定民法提出的要求。第一次的民法起草，寫了525條，開始到各地征求意見，“整風運動”已經開始。領導說，先回去參加整風運動。

從1949年到1957年，客觀地說，國家對法制還是比較重視的。但就整體大環境而言，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對于依靠法律治理國家并不熱心。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澤東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所發表的言論：民法、刑法這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后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

反右“陽謀”劫后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