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 他的國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1967年10月8日，39歲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處決。45年過去了，他變成了一個符號，以紀念的名義反復出現，卻終被遺忘和拋棄。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與20世紀的拉美革命浪潮，他在25歲時寫下的《頁邊筆記》里神秘人的預言，或者是對他最好的蓋棺定論：“你不是一個象征，你是正在崩潰的社會中真實的一員……可是，你不知道犧牲了自己對這個社會有什么樣的幫助”

許多年后，已漸漸喪失記憶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坐在家中，或許還能想起那個貝雷帽上別著一枚紅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年的哈瓦那，32歲的馬爾克斯應邀參加了古巴的革命勝利慶典。隨后，他在格瓦拉領導下的拉丁通訊社當記者。因為革命陣營內部不和，馬爾克斯工作一年后，選擇離開，輾轉至墨西哥。

數年后，他的魔幻現實主義巨著《百年孤獨》問世。他以豐富的想象力和滄桑的筆調寫下布恩迪亞家族的孤獨，編織了一個現實與幻想交錯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寫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馬爾克斯曾說，他需要準備1000年、寫上100萬頁。

青少年“切”

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殘忍，虛偽，無知又愚昧。

在這片土地上，人們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比他們更可悲地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能——在文明世界所賦予的國際分工里，他們提供的是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得到是毀壞的土地、靠軍事維持的政府以及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

他們也習慣用瘋狂來反抗這種命運。僅在1960年代，拉美總共爆發了16次軍事政變，有10個憲政政府被推翻。

生長和戰斗在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樣帶著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喜歡賦予他受難者形象的人可以說，“切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場對病魔的抗爭”——1928年，格瓦拉一出生就被查出遺傳性肺部充血癥，終生都受嚴重的哮喘困擾。

格瓦拉的反叛和冒險，來自家族的遺傳。

格瓦拉的外祖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權勢人物，出身上流社會，是一名激進的黨派人士，因為一戰前夕的悲觀政治氛圍加之自身疾病，在歐洲自殺。他的父親林奇來自一個沒落的西班牙貴族家庭，家族譜系中出過不少冒險家，有新西班牙總督、殖民地城市創始人、淘金者、尋寶人……

在其一生中，母親賽莉亞與他維持著一種牢固的、排他的情感和精神紐帶。賽莉亞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模范母親，她天生魯莽，總是被危險吸引，常常做一些挑釁社會規則的事情。在當地社會里，她創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譬如開車、穿長褲、抽煙等等。有一次，懷著6個月身孕的賽莉亞下河游泳，差一點被急流沖走。據林奇回憶，她在結婚頭幾年里遭遇了好幾起類似的溺水事件。

和她父親一樣，賽莉亞熱衷政治，無論是在阿根廷歷史上“最羞恥的10年”和貝隆時代，或是1930年代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反排猶運動、二戰以及后來的支持古巴革命的過程，她都活躍其中。尤其是格瓦拉走上政治舞臺后，她成為兒子事業最忠誠的追隨者和傳播者，與炸彈、入獄都沾了邊。

格瓦拉熱愛小說、詩歌和哲學。他繼承了母親的性格，追逐危險、天生反叛、無所畏懼，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出位小子”，總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惡作劇。似乎是對哮喘病的一種反抗，小格瓦拉展現出一種強烈的競爭人格。

這個沒落的貴族家族經濟上已淪為中產階級，但仍過著優越的生活。格瓦拉一家屬于偏離信仰的天主教徒，到格瓦拉上學時，他們已經不去參加教堂的彌撒，并要求他們的孩子免上宗教課程。

1930年代，二戰前夕的南美洲涌動著不安定的氣氛。在阿根廷，西班牙裔分成共和派和佛朗哥派，每天都在口誅筆伐。西班牙內戰爆發后，大量難民涌進阿根廷。格瓦拉家收留的流亡者中，就有西班牙共和國衛生部長胡安·貢薩雷斯·阿吉拉爾博士一家。兩家人經常在一起討論戰局和各種反法西斯話題。

不甘于清談的格瓦拉一家聯絡朋友，成立一個旨在援助西班牙政府的“阿根廷行動”委員會，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戰斗募集資金。

從1930年到二戰爆發，阿根廷一直由軍人和文人交替執政。1943年6月3日，一個名叫“軍官聯盟組織”的地下軍隊組織發動政變，陸軍上校貝隆是幕后的首腦。之后3年里，他逐漸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頂端，成為阿根廷實際的掌控者。

貝隆以鐵腕和開明統治著阿根廷，他提出了一種融“正義主義”、“民族主義”、“勞工主義”為一體的政治理念。經濟上，他主張發展民族工業，在經濟上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在對外關系上，主張拉丁美洲一體化，由阿根廷充當領導角色。同時，他反對美國插手南美事務，尤其是反對美國干涉阿根廷內政。

1945年10月，首都衛戍部隊軍官發動政變，貝隆被扣押，隨后被流放到一座海島。然而，政變者也拿不出新方案，內部爭吵不休。

貝隆的支持者在幾小時內調動起“400萬人的勞動大軍”，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要求政變者釋放貝隆。貝隆的情人、女演員愛娃·杜阿爾特在這次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貝隆最終得以重獲自由，并在1946年2月大選中大獲全勝，6月4日就任阿根廷總統。“貝隆主義”終于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意志，進而演變成平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

在阿根廷的政治風云中，年輕的格瓦拉只是一個旁觀者。從中學到大學，他對政治只有泛泛的關心。他一面就反法西斯發表激進的言辭，一面對激進的政治活動漠不關心。20年后，格瓦拉在給一位編輯的信中說：“在十幾歲的時候，我沒什么社會見解，沒參加過阿根廷的政治斗爭和學生運動。”

據他少年時代的伙伴回憶，格瓦拉對美國懷有強烈的敵意。“在他眼里，拉丁美洲有兩個惡魔——一個是國內的寡頭統治，另一就是美國”，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導了美國在海外的每個舉動。

有大量的事實讓拉美人懷著這樣的不滿。二戰后，美國在拉美地區雄心勃勃地追逐自己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對當地發生的社會變革漠不關心。為了和蘇聯冷戰，美國犧牲了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政黨，去支持一批右翼軍人的軍事專制統治。

一張攝于1948年的照片展現了格瓦拉學醫時期的精神面貌。在一具被剖開的男尸后邊，身著白大褂的他和另外30名同學站在后面。照片上的格瓦拉笑得一臉燦爛，十分詭異。

他的閱讀量和涉獵之廣令人驚訝。在哮喘病發作的日子里，他靠書籍來打發時間，弗洛伊德、社會小說、哲學，也包括《資本論》。根據一份他當時手寫的讀書筆記，年輕的格瓦拉關注愛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經質等話題。

一頭褐發的格瓦拉已經是一個英俊的大男孩，對自己的外表漫不經心。除了性和女孩之外，他向往著冒險與新鮮的刺激。

1950年1月1日，22歲的格瓦拉開始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冒險。他騎著一輛裝著小發動引擎的舊“米克倫”牌自行車，踏上了全程長達4500公里的內陸地區旅程。中途，在麻風病院工作的好友阿爾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