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歌者因何而歌：赫爾岑的自由觀

以賽亞•伯林《俄國思想家》[1] 讀后（一）

試圖全面了解俄羅斯現代文學與文化，是我多年來的一種愿望，因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與文化和中國文學與文化有著血肉的聯系。我很清楚，若要真正了解俄羅斯現代文學史與文化史，首先就得需要了解19世紀俄羅斯文學與文化狀況，尤其是世紀之交“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文學的特殊語境；然后，是十月革命后70年的蘇聯文學與文化的歷史，這個時段的蘇維埃文學與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幾乎影響了幾代中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最后，才是蘇聯解體后又回到俄羅斯文學的當下境況。在這個二度循環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作為一個對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最大的接受國，我們對它們的理解存在著許多誤區，這是因為我們在長達幾十年的接受史當中，受著許多偏執的意識形態觀念的左右，又受著資料匱乏的局限，就很難看清楚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和蘇聯文學與文化的真實面目。于是，像以賽亞•伯林這樣的西方學者的著述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和蘇聯文學與文化的窗口。

幾年前就讀過《俄國思想家》這本著作，終因事務纏身和譯文的晦澀難懂而囫圇吞棗地翻過，也就未能成文。近期重讀，克服了譯文詰屈聱牙、文法不通的語言障礙，終于想寫成一篇系列論文了，于是，根據伯林行文的內在邏輯，此系列論文擬采用以單個作家為分析對象的方法撰結成文。

伯林在闡釋赫爾岑的哲學觀念時用了一個比喻：“歌者因何而歌？只為了他唱完后為世人所記取，從而在樂趣中去尋覓往日記憶嗎？不是！這是虛妄、愚昧且淺薄的人生觀。歌者的目的在歌。人生的目的則在生活。”無疑，赫爾岑就是一個用散文隨筆式的文筆來完成自己對個體自由追求的偉大作家，而像他這樣并沒有文學巨著的作家，卻能屹立于俄羅斯的文學史之中，且成為一代文化巨人者，恐怕在世界文學史的長廊中也是罕見的。所以伯林才敢于斷言，即使用標準的歐洲哲學觀念來衡量赫爾岑，他的思想也是獨一無二的。他區別于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和民粹主義的浦魯東、羅伯特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本質處就在于他獨特的自由觀，用伯林的話來總結就是：“自由——特定時空中實際個體的自由——是一種絕對價值。”“他也希求社會正義、經濟效率、政治穩定。但這些仍必須永遠次要于保護人性尊嚴、支持文明價值、保護個體不受侵犯、維護感性與天才不受個人或機構凌虐。任何社會，無論因何理由，未能防止對自由的這些侵犯而開啟大門，他都予以斷然譴責。”赫爾岑的自由觀甚至明確到了具體“保護人性尊嚴、支持文明價值、保護個體不受侵犯、維護感性與天才不受個人或機構凌虐”的層面。這就是赫爾岑自由觀的普世價值，雖然他的理論體系建構不像許多大哲學家那樣龐大宏偉，但其直接、明了而深入淺出的表達卻是更加能夠獲取人心，用伯林的判斷來說就是：“以敏銳而且具備先知之見的時代觀察家言，他或可擬倫于馬克思與托克維爾；以道德家視之，則其意趣橫生與富于獨創，俱過此二人。”這是因為赫爾岑畢竟還是一個文學家，他以文學家的敏銳發現了個體自由與社會、國家、民族緊密相連的重要性之真諦，并訴諸感性、生動與形象的語言文字，當然就更能夠喚起人們對自由的深刻理解。

《彼岸書》應該是赫爾岑的一部蘊含著豐富思想的杰作，它往往是以平實而生動的語言來闡釋一般哲學家們難解的觀念之謎。

顯然，在赫爾岑的自由理論中有一個十分精彩而又適用于普世的發現，那就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