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韓德強現象”并不難
“極左勢力”與“民族主義”結盟,成為新時期的新特色。
“極左勢力”與“民族主義”結盟,成為新時期的新特色
沒有比街頭的公共行動更能檢驗一個社會的公眾道德水平和公共治理狀況了。如果要給這次保釣游行中的公共表現評分,我不知道該放在哪個分數段。不過,我知道,對其間發生的毀物傷人事件,該是有法律伺候的。同時,在司法以外,做一些文化和政治的分析,也有必要。當我想到這里時,思路就堵在“韓德強現象”上。
轉述“韓德強打人事件”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因為它的邏輯在最基本的公共倫理和公序良俗之外。韓教授打得那么義無反顧,辯得那么義正詞嚴。他事后發表的《我為什么打這個漢奸》,與其說是在陳述打人理由,不如說是繼續戰斗的宣言。如果這個社會有可能沿著它所宣示的邏輯走下去,那它有望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文獻。
在以年輕人為主體的保釣游行隊伍里,出現如韓教授所介紹的那些跟國內歷史和政治有關的標語口號。青年用床單寫上“想念毛主席”在游行和呼喊。作為一位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老人,有他的感想不是很正常嗎?他表達了“想個屁”的個人情緒,就成了敵人嗎?在韓教授看來就是。他事后寫道:“我大聲說,‘你罵毛主席,你就是漢奸’!”于是他上前就打。老人沒被打服,走了一段,又遇到韓教授,又挨了耳光。在韓教授的自述里,兩次“打漢奸”的時間關系,表明他并非一時激情,而是“理性愛國”!
相信在中國,像那位可憐的老人一樣,對游行隊伍中的那種情境產生警覺的人,還有不少吧?韓教授也是這么看的。他表示,今后,戰斗還要繼續下去,哪里碰到這類“漢奸”,都要立即動手。韓教授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韓教授似的暴戾之氣,正在中國彌散。為韓教授“打漢奸”的違法行為叫好的,不僅有普通網民,更有同樣頂著教授學者頭銜的社會名流。微博披露,其中著名的言論包括“老并不是免打牌”、“老漢如此挑釁,沒有打斷他的腿,已經很客氣了”、“老年人不要故意到對立面的隊伍里去尋釁,文革中的很多武斗都是因為一方故意尋釁造成的”等等。
上述野蠻的叫囂,已經觸及人道主義底線了。戰爭中也不能毆打沒有反抗能力的敵人,何況和平時期的“鋤奸”呢。他們直接把不同意見定義為“尋釁”“找抽”!他們把“文革中很多武斗”的原因解釋為受害人的“尋釁”!他們賦予了自己率先把語言對立升級到身體攻擊和生命威脅的特權!——這不就是恐怖主義的邏輯嗎?
回溯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程,這么清晰的暴力宣揚,也只有“文革”等少數時期才可以在公共空間泛濫。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對領導干部的語言不敬可能遭受莫大危險,“暴力學者”和“喊打教授”簡直安全得一塌糊涂。像韓教授那樣襲擊普通公民,更無后顧之憂。韓教授愿意接受法律處罰,以換取毆打老人的快感,法律卻偏不成全他。
我把這稱為“韓德強現象”。它映射出當前社會里的一個顯著的病灶——任何人可以舉起“愛國鋤奸”的大旗,對另一個人“就地執法”,這種明顯的違法行為獲得了堂而皇之的辯護。“極左勢力”與“民族主義”結盟,成為新時期的新特色。潛伏著的暴力正在演化為越來越清晰的公共危險。
但我仍然不打算像許多論者那樣,把這種亂象稱為“文革”。“文革”是自上而下的有組織可操控的混亂。“文革”期間,韓教授所在的北航院內,設立了“隔離室”18處,“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關押,二十余人“非正常死亡”。這樣的情況,如果公檢法不從制度上抽逃,是不會發生的。法律的框架擺在那里,對民間的刑事犯罪,應該有威懾作用的。所以,“鋤奸隊”單獨出發,沒有更大的庇護,是辦不了大的買賣的。
我想說的是,即便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稍慢一步,只要基礎法律嚴明,“韓德強現象”這一頁也可以一翻而過,從而維持日常的穩定秩序。當然,這也需要國家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