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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罷文章，不禁為“不正常”青年任建宇感到慶幸，因為他趕上了首次司法改革白皮書的公布，趕上了國家層面也自覺意識到要改改勞教制度的好時機了。

勞教制度傷人無數，不僅僅是“任建宇”們，那些掌握勞教決定權的官員也深受其害。1989年，我在做律師的時候辦了一個案件，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長在審批一個勞教文件前，被擬勞教人員的妻子找上門來，一來二往就發生了性關系，因處理結果未遂其愿，該女士以“強奸”揭發公安局長，最終局長被判刑入獄。這反映了勞教制度的一個根本問題：內容和程序不“法治”，決定權過于集中，隨意性太大。公民的行為應該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勞教制度就像是在法之外給公民下絆子，也難怪有人呼吁“勞動教養該休矣”。

查一查“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即可知是1982年公安部制定的辦法，并非最高權力機關立的法。當年國務院的轉發通知，措辭也相當留有余地，“執行中有何意見和問題，希及時告訴公安部”，如今一晃30年過去了，重視輿情的有關方面想必早已覺察到了不妥，“任建宇”的回家，或許就是相關改變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