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親歷者的紅衛兵記憶

2010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曾刊發《歷史深處的來信》，披露了北京紅衛兵在時隔四十四年之后，對當年被毆打和羞辱的教師的致歉，引發了國內外關切紅衛兵歷史的公眾的極大興趣，紅衛兵是否應該集體道歉甚至賠罪，也在網絡上激蕩起經久不息的爭論。而隨著紅衛兵這一代人，已成為或將要成為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的精英，公眾對這個在“文革”初期掀起滔天巨浪的青年人群體，也存在著政治性的探究興趣。但是，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與高層政治斗爭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聯，其自身又有著怎樣的特性和利益訴求，紅衛兵運動中的暴力程度如何，這場運動是如何終結的，等等，至今仍舊是謎團重重，面目模糊。

所幸的是曾經是北京四中紅衛兵的北島等人，繼集體記憶《七十年代》之后，又邀約這所那個時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學校的當事人和親歷者，在時隔四十多年之后，從各自的立場、意識形態和情感出發，重訪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運動現場，為歷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見證，編輯成《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遇羅克是那個時代一個標志性的獨立思考的典范，但其人其事，很少為人所知。牟志京是北京四中《中學文革報》的創辦人，而遇羅克的《出身論》首次刊登即是經過他的改訂和潤色，因此，牟對遇羅克有一些珍貴的回憶，比如他第一次見到后者的情景：“他身材瘦小，面色蒼白得難以置信，深度近視，扇風耳，大駝背，其魅力卻在動態之中。他一張口聲音洪亮，言辭清晰明朗，妙趣橫生，一圈圈厚鏡片擋不住那犀利的目光。”據牟的觀察，遇羅克并非常人所認為的書癡或書呆子，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折射出睿智和靈敏，而其政論寫作，更是“出污泥而不染”，沒有受到那個時代社論體語言的污染。遇羅克的心智生命非常豐厚，他興趣廣泛，在跟牟數次聚會時談論的都是哲學、歷史和文學等精神性的命題，而非當時的政局或報紙的命運等現實議題。更悖論的是（如果牟的記憶屬實的話），遇羅克對毛澤東相當尊敬，對毛澤東詩詞的造詣尤其欽佩，特別喜歡《蝶戀花》一詞。這個細節，讓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