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警

臥底染上毒癮，對刑警宋名揚來說僅是悲劇的開始。他風光而隱秘的工作像一個悖論：以情義換取更多的背叛。他相信忠誠信義，卻未曾提防人生拐角處，警方和線人正合謀布下一場牢獄之災

“戴過嗎？”管教拿大腳鏈子咔往那一扔，跟我開玩笑。

我說給人戴半輩子這東西了。

“自己戴過嗎？”他又問。我說什么意思啊李哥。他看我真急了，說沒辦法，咱出門都得戴。我就不說話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剛要走，他問沉不沉。我沒說話。“會趟嗎？”我也沒說話，這時候眼淚歘就下來了。

那時候真給我憋屈夠嗆的。我×你媽的，給人戴半輩子今天我攤上它了，是不是給人戴多了？那腳鏈子多沉，我拿手掂量過，但沒用腳衡量過。什么滋味??？腳磨得直流血，現在都成疤了，能不疼嗎？彎腰能減輕點負擔，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這么挺直了走。

我不想彎著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雖然有今天，但我還是個人。

一

在宋名揚（化名）第二次出獄兩個月后，我們約在一家中檔飯館見面。他點了兩樣：酸菜餡餃子，豬肉燉粉條。“其實不瞞你說，我以前就沒這么吃過飯，”他說，“什么時候，都是一大幫人，嘩啦一大桌菜，”跟那些北京侃爺一樣，他愛用擬聲詞，“這樣的菜我都覺得寒磣?，F在我知道節省了，點多了怕人笑話，說我都這樣了還裝呢。”

采訪進行到第3個小時，宋名揚才把一直戴著的蛤蟆鏡摘下來——他的派頭還在，90年代人稱“宋大款”，一件當時售價幾千元的登喜路polo衫，如今穿上身也不覺過時。

49歲的前公務員宋名揚已進入退休后的第7年，頭發烏黑，散發出光澤。染發膏、摩絲和20年前的名牌讓他看上去顯得清爽恬淡，像所有享受這個年紀的紳士一樣。

外人無法想象，就在60天前，老父親在看守所門口看他滿頭華發走出來時會是多難過。

30年前，成為警察的欣喜沒有在這個工人家庭持續太久。在他當刑警的那些年里，送到門上的恐嚇信迫使他兩度搬家；在他染上毒癮后，昂貴的戒毒費用和他屢敗屢戒的努力，耗光了老父母的退休金和他們小賣部的收入。痛楚和絕望的情緒，在三代人蝸居的那套63平米的老房子里揮之不去。

直到有天他帶律師來家里取材料，打開抽屜，從一只皺巴巴的白色塑料袋取出6塊公安部監制的個人三等功獎章，還有若干集體功證書。老父親驚異地瞪著那些蒙塵的榮譽。在此之前，宋名揚從未在家人面前展示過這些。

他的妻子長期在精神病院住院。出獄后他去探望，一年不見，妻子模樣未變，他卻已滿頭斑白。

“半年沒來看我了吧？” 妻子說。

“對，我出差去了。”

“身體怎么樣？怎么就胖不起來了呢？”她端詳丈夫的臉，“你是不是又把被子燒了個大洞？”

他們的兒子很少說話，這成了他現在最大的心病。“從小沒管過他。干我這行說不準哪天就光榮了，所以我不能讓孩子依賴我。”他說。

二

宋名揚的車開得很穩。并道，停車，動作規范，甚至有些謙讓。但在離開飯館啟動汽車時，他扭頭倒車，麻利地從周圍亂糟糟的車群中脫圍，卻露出幾分讓乘客不那么踏實的霸道來。“年輕的時候，我開車跟土匪似的。”他說，“正喝著酒，電話響了，那真是拉著警報就走。”他覺得那是這個職業的“特權”，審訊時他愛說的一句話是：“這是黨和人民賦予我的特權。”

出獄后他幾乎沒去見任何朋友，當然也鮮有人上門拜訪。“朋友很多，但一點用都沒有。”平常他總窩在家里不愿見人。他說自己常“看見日出就想死”。天一下雨，他便心情大好，獨自開車四處溜達，漫無目的，走哪算哪。出獄第三天，北京趕上難得的大雨，他從西長安街盡頭一路飆到崇文門，眼見雨越來越大，路上積水快要淹了車輪。他沒敢再往前走，慌忙找了個地方停車。那是北京的“7·21”。

他常到家附近的一條小路上散步，那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蔫不出溜的中年男人。倒是有時，路邊的黑車司機們見他會低聲交頭接耳：這個人就是宋名揚……

他們中的一些人十幾年前就認識他，那個90年代S區的風云人物。他是流氓的“大哥”，黑車司機、貨攤攤主、飯店掌柜、梁上君子抑或地頭蛇圈子里的任何一種身份，都可能成為宋名揚的朋友。

宋名揚成為警察是個意外。1976年，父親因工作調動進入首鋼，一家人從遼寧撫順來到北京S區。子從父業是那時人們對于生活近乎本能的展望，宋名揚本該像他哥哥一樣，順理成章成為家族的第二代首鋼工人。

從小到大他成績不壞，高考卻不幸落榜。他和一群工廠子弟參加首鋼招工考試，名落孫山者僅他一人。報名參軍，腳上的雞眼讓他沒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