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中國的“現代性”

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問題研究，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愿景，是要構造一個中國的“現代性”，尋求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這種秩序，也必然包含中國傳統的因素。在這一進程中，現代大學教育扮演著終極的角色。大學除了提供知性功能以外，也應肯定“實踐理性”的重要性，培養現代社會公民的行動能力與價值觀。

構造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

問：你一直在倡導中國的現代性，最近有哪些新的思考？

金耀基：中國到底應該怎么發展，這個問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圍繞著我。1966年，我開始寫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第一本書《從傳統到現代》，那時臺灣還有一些文化論爭，論爭只是重復五四前后那些東西，我覺得，看中國問題，對切入點究竟在什么地方必須要有真切的把握。1964年第一次到美國進修，回來后我用社會學的一些理論與觀點（論述是社會科學式的，不像過去一些文人式的討論），提出來一個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1905年清政府“廢科舉，設學校”之舉，是中國文化與教育上“現代轉向”的一個標志，而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則是中國政治發展上“現代轉向”的里程碑。 無疑地，中國的現代化對傳統中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它顛覆了中國兩千年來構成的一個自成體系的文明秩序，這個傳統的文明體系，就文化規范的角度言，誠如陳寅恪所說，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綱六紀的，名教綱常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制度化的呈現，我稱之為“制度化的儒學”，它與傳統帝國、皇權及科舉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必須指出，從洋務到維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它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雖是愈來愈烈的批判，實際上中國文化并沒有消亡，但儒學是被“去中心化”了，而“制度化的儒學”則是壽終正寢了。（詳見2007年12月北京大學第二屆費孝通紀念講座論文《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

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各個領域尋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從事于“制度的現代化”。20世紀的中國有太多的事件阻滯或扭曲了現代化的過程，特別顯著的如軍閥割據、日本的侵華、“文化大革命”，內地到1978年之后才大步走向中國現代化。

內地近30年的現代化，幾乎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因而在中國崛起的強音中，不能不冷靜地自問，中國現代化的最后目標是什么？

我認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愿景，是將來要構造一個中國的“現代性”，就是尋求一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