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龍應臺

機器更龐大，齒輪更多，咬合更復雜，政治的因素更強大了。政治夠渾雜，雜到她每天必須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預言她將是第一個辭官的高官，8個月過去，龍應臺還在

引子

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藍。下午，龍應臺出現在臺北火車站，背一個咸菜綠雙肩背包。她穿得像一個大學生：白襯衣束進牛仔褲，白色運動鞋，短發被一頂咸菜綠燈芯絨帽蓋沒。她跟隨80位藝大的學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動，有點笨拙，但充滿活力。

龍應臺生于1952年。朋友們說，很少有人在她這個年齡還能保有一團真氣，一身熱氣。

許多鏡頭對著她。其中一臺攝像機后面站著黑衣墨鏡的大導演王童，他會將由此展開的一系列活動拍攝成紀錄片。稍后，許多話筒伸向她。“我是身體很笨的人……”她一邊用紙巾拭汗，一邊微笑著解釋這個名為“藝術席卷空間”的活動。

星期四晚上10點，她來彩排過。面對汗涔涔的舞蹈系學生，她用悅耳的聲音說：“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這不僅僅是練舞室里的舞蹈，還是空間的釋放。這個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積壓了很多東西，他們經過這里，看到你們，被邀請一起跳舞，也許心里會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雙雙年輕的、干凈的眼睛注視著她。

再早幾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樓的小辦公室里開會，同下屬敲定“釋放”的每一個細節。白襯衣、黑馬夾，最普通的短發樣式。

會議后，龍應臺閱讀在“白色恐怖”時期遇害的兩位左翼人士的遺書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梁辰/圖）

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13年前，龍應臺由德國初回臺灣，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有一天，她踅進一家設計感頗強的美發沙龍，小妹一聲“局長我是你的讀者吔”，聽得她欣慰：臺灣文化有希望。于是暈陶陶被設計，又燙又剪，弄成一個“戴安娜王妃頭”。她掏出七百多元（新臺幣）結賬，赫然發現看錯一個零，這“王妃頭”價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凈口袋，在發廊員工一字排開的“歡迎再來”里落荒而逃，回去就問同事“臺北物價怎么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頭”實屬“冤大頭”。

處理公務時的龍應臺表現得思路清晰，心細如發。她的指間夾一支筆，不時在空中點劃，如同樂隊指揮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請不要忘記”來起承轉合，是高度靈敏的傾聽者和反應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現場在電視畫面中的樣子。

在她右側的墻上，懸掛《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90歲時的手澤：“取舍由時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會議室兩面書架上，是臺灣各區、縣、鎮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辭典》之類的臺灣史，以及琦君、賴和、張我軍、李喬、周夢蝶等上一輩文學家的作品。有幾層架上，是她的十幾種著作，從《目送》、《親愛的安德烈》到《大江大?！?，她自己掏錢買來贈送往來賓客的。她在扉頁上的簽名，像一條不羈的龍。

空間釋放的創意來自龍應臺的歐洲經驗。她從YouTube上找來幾段放給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場，歌劇演員扮演的賣菜人突然開唱，市場陡然生色；在丹麥的車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來的舞陣，肢體醒了。龍的一位同仁也親歷過在紐約梅西百貨買鞋，柜臺旁冷不丁有人開唱音樂劇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龍應臺對我說，這些觀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養。

彼岸的文化與本地的生活匹配嗎？在這個女性都會拖著長音嗲嗲說“是～”、開計程車的男性習慣被稱“先生”而非“師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應？機要秘書鄧宗德告訴我，成人通常會害羞，若是一對小情侶，女的開跳，男的會跟隨。兩天里，我看到廣場上不少用餐者舉起手機錄影；看到流浪漢光腳坐著看和聽，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滾圓的中年婦女被音樂和節拍感染，從身體到容顏都動了起來；也看到許多人，瞄一眼，匆匆走過。

就在幾天前，車站廣場大廳里拉起紅線，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勞（外國勞工，臺北有許多菲律賓、馬來西亞籍務工者）進入。通常他們把這里當作臺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說說閑話。我看到電視里有個女的忿忿不平：我們也不愿來這里“占用公共空間”、“有礙觀瞻”，但休息天我們想出去的話，還能去哪里？這件事被視為侵害了外勞的人權，遭到輿論廣泛批評。龍應臺“敏感于人權”，與交通部長商議后，特別在議事會上強調邀請外勞參與“釋放”。但不知什么緣故，頭一場只見舞者，不見弱者。第二天，即使溫和派報紙也表達了“一個車站，兩種標準”的婉轉批評，暗暗指向車站管理部門，這不是龍應臺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間的溝通合作，本部門的上令下達，各個細密的齒輪在龐大的官僚機器里如何艱難咬合、負重運作，13年前她就有領教。如今，由局長而部長，意味著機器更龐大，齒輪更多，咬合更復雜，政治的因素更強大了。

一

廣場表演告一段落，龍應臺去窗口買了開往高雄的高鐵車票，往屏東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親和哥哥。臺灣資深媒體人陳浩告訴我，你見到龍家人就會知道，什么叫作淳樸。

母親應美君多次出現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綢緞莊小姐，不顧家人反對下嫁湖南衡山人龍槐生，1949年隨人潮涌向臺灣，剛到高雄時，手里還抱著剛出生的龍應臺的二哥龍應達。她用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租下一個小菜攤，賣西瓜、賣面粉、賣五金，賣自己包的粽子，賣一切難民需要的東西。她在有尿味的戲院里賣過票；編過漁網，半個月編好一張，換80元；她養過豬；她開口向鄰居借錢，以便第二天交龍應臺的學費…&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