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覺悟不高的父親

父親辭世33年了。隨著自己步入老年行列，對他的思念之情更甚，總想寫些文字紀念他。他去世時，組織部門照例確認了一份悼詞，在我看來，虛多實少，意義不大。記憶中倒有幾件事情，能反映出他的性情。

父親是陜西延川縣人，地道的山溝人。1934年參加陜北紅軍，1955年授銜上校，1961年晉升大校。當年參加紅軍的陜北農民數萬人，能干到父親這個級別的是少數。

他年少時讀了幾年書，還在陜北最有名的榆林師范讀過幾個月。憑此學歷，足以回鄉教書謀生。當時的教書先生算是有些社會地位，衣食無憂，他為什么投奔紅軍？我從來沒問過，他也從沒談過。拋開安穩的生活去干缺吃少穿的紅軍，他邁出這一步，可能就是不滿現狀。

1940年前后，父親是軍委總供給部糧秣處下屬的科長，軍委組織部長找他談話，讓他去中央機關幼兒園當院長。幼兒園是延安當時的“貴族”班，里面都是大首長的孩子，干好了自然會得到上級的賞識，但要求是：自己的孩子不能進幼兒園。父親拒絕了：“我給別人看孩子，自己的孩子卻沒人管（當時我的大姐、二姐已出生）。”看來父親的覺悟沒有文學作品中塑造的黨員那樣高，給黨做工作時還不忘自己的利益。

“文革”時父親已經離職休養，惟一的大事是每周以黨小組為單位政治學習。在討論“毛選”中有關農村合作化的文章時，父親興之所至，說“合作化已經過去，這些文章現在的意義不大”。真不知他怎么想的，在那樣的形勢下，講出如此膽大包天的話來。

干休所里“左”老頭兒不少，抓住不放，連同他參加紅軍前的一些“歷史問題”一并上報。省軍區把父親送進隔離審查的學習班，打算從嚴懲處，所幸蘭州軍區高維嵩副政委主持公道（父親并不認識他），才了結此事。

1969年，林彪搞“一號命令”時，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權衛華（四川女紅軍）一家從北京疏散到臨潼干休所。她得知父親在西安，專程來看望，對父親很是尊敬，“政委”不絕于口。我感到奇怪，父親從“部長”崗位離休的，“政委”從何而來？父親告訴我，解放初，權是他所在單位的政治處主任，父親是政委，部隊定職級時幾個副職干部有意壓權的級別，而父親作為正職干部主持了公道。

“文革”結束前那幾年，家里聊天的話題不外兩個：政治，陜北老家。

談起建國后的運動，合作化、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父親直搖頭。50年代初，農村老家沒有餓肚子的（當然談不上吃好），后來越來越差，結論自然不用說了。他還是大批彭德懷同情者中的一個。

1955年改薪金制后，父親月薪近三百元，那時候當屬高薪?？沙送鉀]有絲毫進項，我們也絕少見到他的部下提著禮物進門。

家里孩子多，母親雖是窮人出身卻不善理財持家，還要接濟親戚。父親不碰煙酒，基本沒有個人消費，也是“月光族”。家中沒有分文存款，有時還要去管理科借錢。

1965年的一天，他把我們召集在一起，用少有的正式語氣講，黨決定部隊系統干部減工資，他的月薪減了五十多塊，以后家里的支出要更加節約。懵懂的我們當然不信，后來才明白，這是真的。直到家里的孩子都工作了，父母手頭才略寬裕起來，可又開始為兒子們娶媳婦做準備，生活仍然節省。

他覺得家里廁所手紙的耗量過大，三番五次教我們怎樣節約用紙，我們哈哈大笑，不當回事。那場景，如今歷歷在目，心中五味雜陳。

父親對老家的感情很深，多次講起一輩子勤儉持家的奶奶，講起他的哥哥姐姐。我們提議回去看看，他卻搖頭，稱回一次老家花錢太多，怕是要幾千元，負擔不起。

我那時還不懂人情世故，奇怪為什么要花這么多錢。父親說，自己是在外做官的人，回去的消息傳出，親友必登門看望，給隨行的孩子們一二十塊是必須的，如此算下來，數目自然少不了，想到這些，回老家的念頭只能壓下，直至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