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辯護者韓素音

無論你們對政府有什么意見，都應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自豪”

96歲高齡的韓素音本月2日在瑞士洛桑家中離世。中國駐瑞士大使出席了她的葬禮，并稱韓女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使用過于頻繁的稱謂用在她身上多少顯得有點疏離。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這位生于河南的歐亞混血兒不停地表達自己與中國的命運的共同體關系：我，根在中國；中國是我的父親母親；我是不會背叛中國人民的。

1964年，她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她的醫生生涯就此終止。時年48歲的韓素音從那時起認定自己是一個作家。她將全身心研究中國和中國革命定為新生活的第一個計劃，同時開始寫作自傳。

48歲，對于自傳寫作可能有點早，對于確定寫作為人生使命而言又有些晚，盡管她的寫作生涯早在1942年就開始了。這部個人史她斷斷續續寫了15年，分為5冊出版。

“文革之中和后來的80到90年代，她并非文學家，更多的是社會活動家、時事記者，向西方報道中國。”她的代表作——小說《瑰寶》的譯者孟軍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外人對韓“文革拉拉隊長”的稱謂過于簡單粗暴，“那些活動畢竟不是她的全部。”

這些談論時代的作品曾引起很大爭議，至于文學上的影響力，它們都比不上她1952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瑰寶》。在年夏天，《瑰寶》在英國成了暢銷書。出版商給她來信說：“我在英國的公共汽車上看到的婦女，每3個人中有一個胳膊下夾著你的書。”1956年，據《瑰寶》改編的電影《生死戀》獲兩項奧斯卡獎。

那時她仍樂于出診，照顧病人。她尚未意識到自己是個作家。知名文化學者李歐梵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以英文文筆而論，我認為韓素音絕不輸于張愛玲，甚至猶有過之。

“我真希望共產黨來砍你的頭”

接觸不到病人會讓她悵然若失，但出版商的信和她一坐到打字機前源源而來的靈感讓她開始自問：到底套在脖子上的聽診器會不會扼殺她的才華，她到底有沒有才華？

此時她才36歲，剛剛從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中恢復?！豆鍖殹返脑图词撬c她的情人—— 一個剛剛在朝鮮戰場殉職的澳大利亞記者相戀的故事。如果說愛情的刻骨銘心給了她寫作的勇氣，那么她復雜的身世和曲折的成長經歷則是上天給予寫作者的不可多得的賞賜。

她父親周煒是四川近代首批留洋生，1903年被公派到比利時攻讀工科。留學期間，一位名叫瑪格麗特·丹尼斯的比利時貴族姑娘與他相戀。他們的結合遭到女方家庭的強烈反對，但瑪格麗特設法讓自己懷孕，隨后他們結婚了。

1913年，周煒和他的比利時貴族妻子回到中國。此后近四十年的相處證明，這段中西合璧的婚姻是個悲劇，“一到北京就想離婚，再也不想呆在這個地獄一般的國家了”，瑪格麗特與周的家人以及周遭環境都格格不入。她嚷嚷著要離開中國，但這個計劃直到1949年才實現。她拋棄家庭去了美國，老死在那里。

周煒回國后在隴海鐵路謀得了一個監工的職務，衣食無憂，卻居無定所。1916年中秋節，在河南信陽降生的韓素音并沒有讓母親歡喜，瑪格麗特認為她是“最丑的孩子”。在第一本自傳《傷殘的樹》里韓素音描述了家庭給她的冷漠，她總是無法得到母親的愛和認可。但瑪格麗特的好斗、任性和叛逆的性格卻遺傳給了她，她的童年被咒罵、打架和各種激烈的情緒充斥。

每一天，她都要在中餐與西餐、中國學校與法國修道院、基督教與孔夫子之間徘徊，東西雙重文化的輪番影響加劇了她的困惑。在家里，關于孩子們將來要做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的爭論持續不斷?，敻覃愄叵Ｍ麅号畟儗碓跉W洲生活，韓素音卻“要做中國人”，她不無惡意地對母親譏諷道：“你為什么不回到你來的地方去，我真希望共產黨來砍你的頭！”那時，大人們時常談到共產黨，說那是一個砍人腦袋的恐怖組織。

父親給了她一耳光。

“誰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寫出來，誰就是賣國賊”

1935年，韓素音成為庚子賠款基金所設獎學金的受惠者。她追隨父親的足跡，來到比利時留學。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有天主教徒、自由派人士、社會黨人、共產黨人、法西斯分子，形形色色的派別讓她眼花繚亂。她喜歡表態，卻被朋友批評在政治上太幼稚。“我畢竟天生就不是革命家，我膽小，信心不足，容易驚慌，不大愿意采取明確的立場，直到今天還沒有加入什么黨派。”在自傳中她為自己辯護，“但是我能辨別風向，聽得見明天的風奏出的宏偉旋律。它告訴我必須重新做出抉擇，走上旅途。……我卻將一往如前，因為我聽到了時代潮流奔騰的轟鳴。”

在她的自傳中，類似感受到某種召喚的描寫屢見不鮮，但很多時候這種召喚將引領的方向卻讓人不得而知。她要順從“時代潮流”，偏偏趕上了一個泥沙俱下、個人面臨多元選擇的時代。

在1938年回國的途中，她遇見“天真的臉龐、高貴的談吐和華而不實、對老年婦女頗有吸引力”的國民黨軍官唐保黃。那是她的第一段婚姻。他為她在結婚時已非處女感到痛苦，婚后對她的言行舉止嚴加的限制。這段婚姻對兩人都是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折磨。他們冷若冰霜，同床異夢。她有過一次宮外孕，沒能給他帶來一兒半女。

十多年后她又不幸經歷了一次宮外孕，這印證了所有的悲劇都會發生兩次。在男人方面，跟她后來的那位情人殞命朝鮮戰場一樣，1947年唐保黃在東北戰場陣亡，此時韓素音還是英國皇家醫學院的一名進修生。她哭了兩天，燒掉了丈夫的日記，感到“可以與那種生活一刀兩斷了”。她拒絕回國參加丈夫的葬禮，理由是要準備畢業考試。

“我沒有功夫歇斯底里，心煩意亂，沒有時間悲傷痛苦，多愁善感，去追憶往事，悔恨自己。我要快刀斷亂麻，拋開兒女情長，我也無暇落淚，我必須繼續向前奔。”

韓素音與女友合著的處女作《目的地重慶》寫于1940年，是她和丈夫回國后從武漢一路來到重慶的旅途見聞。她后來自評此書“對一對力圖報效國家的勇敢的年輕夫婦寫得極為理想化，全書的語氣美好得像童話一般”。翻譯家金克木的評價是，文體尚未成熟，是自傳中較為幼稚而呆板的一本。

1942年初，《目的地重慶》在美國出版。因珍珠港事件，美國公眾開始關注中國的抗戰。這部原本并不暢銷的書受到熱捧，竟在美國脫銷了。

出于一種幼稚心理，以及對檢查制度的恐懼，此書“只寫了好的方面，把中國塑造成一種能激起美國人民同情的形象”。中國的苦難貧困、駭人的景象和不公正都被悅耳同情的語調潤飾得妥妥帖帖。

“這不是檢察官刪掉的，而是為了確保安全，不得不如此。到處都是‘思想警察’，沒有人會蠢到講真話的地步。”她在自傳中回憶道，“誰要是真把全部真相寫出來，那就會幫助日本反對中國，成為賣國賊。”

《目的地重慶》之后十年里，除去一些短篇故事和小品，她沒有再寫作。處女作驅散了她的自卑感，但她依然認為醫學才是她自幼的夢想和生命。后來她成了一名醫生，一直開業診病到1964年。

等到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并獲得反響，她“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個作家”。她對作家的要求是：深入生活，承擔義務，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我需要時間改造自己”

這一愿望多少能夠解釋韓素音在紀實寫作時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坦誠。此后她寫了大量關于1949年后中國大陸變遷的文字，被人詬病未能真實反映歷史。在西方，人們稱她為“人民共和國的辯護士”。與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這些同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寫作者相比，韓素音從未承認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

談到信仰時，她提到了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勝利。她表示自己“同許多階級出身相同、受過同樣教育的人一樣感到害怕”，因為“他們的年齡已經過了，不再對任何東西有足夠的信仰”。她宣稱“這個世界需要藝術家以悲天憫人的胸懷來做平心靜氣的記錄，而不要傳教士痛心疾首地來對現實宣布不現實的討伐，特別是不要那些想把時鐘撥回到過去的人”。

共和國的成立比丈夫的死訊更讓她感到應該回國。她覺得自己不能在英國享清福，“我不能袖手旁觀，至少要到中國的大門口去觀察。”注意，她并沒有直接回到北京的家里，而是在香港和東南亞找了一些醫生的工作，靜觀大陸的變化。

1956年，她訪問了大陸。

“在兩個月的逗留期間，我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只巨大的滑板車上全速前進，在人造的高低和峽谷沖上滑下，速度快得叫人頭昏，我的內臟感到受不了。那些日日夜夜，我一會兒興奮不已，一會兒情緒低沉，一會兒欣喜若狂，感到輕飄飄，一會兒又感到嫉妒厭惡，筋疲力盡。時至今日我仍無法解釋我的反應為什么那么激烈，那么在身體上表現出來，又那么擺脫不了。”她跟自己燕京大學的校友、此時已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龔澎說，她心里有“許多矛盾在斗爭”。她認為在她剛剛學會的這堆政治詞匯中，“矛盾”是“有用的一個詞”。

訪問期間，她接觸到作家、官員，跟他們交談。他們向她介紹中國的“百花齊放”，陪她參觀“社會主義改造成果”。

她與龔澎談到新政權的宣傳語言問題，“這里的宣傳令人吃驚地幼稚，根本不起作用。”她對龔澎說，西方此時對中國“除了敵意沒有別的”。龔澎驚訝道：“真的那么糟嗎？可是我們收到許多人來信表揚我們。”

在訪問期間和回到香港后，她不斷被人問起“你為什么不長期住在這里？”，“你為什么不加入共產黨？”她不置可否地笑笑，或者回答“我還要看看，用手摸摸”。

《吾宅雙門》中她談到自己的考慮：要是把我劃為華僑，我會享受一些優待，可是在政治運動中被選作靶子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國寫作，而且可以自由地寫作，可是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我需要時間改造自己，別人無法代替我，我必須自己進行。”她對妹妹說。

她寫了一篇重訪北京的文章給美國的雜志。龔澎讀后很生氣，這讓她覺得委屈。“一個人怎么才能做到又講真話又不得罪那些敏感的人呢？”她分析，鑒于中國是個講面子的國家，所以她的疑問在中國難以解決。“中國的所有官員，不管是不是共產黨，根本不習慣有人提出不同意見。”

“相信我吧，龔澎，我愛中國。”她對校友傾訴道，“不過對我來說，中國意味著中國人民。起碼要過20年才能將思想上這些混亂一一澄清。20年，我相信20年之后中國會民主的。但在那之前……”

龔澎沒有反駁，也沒有勸她留在中國。但邀請她第二年再回來看看。而她也意識到，比留在國內更好的選擇是，“也許我可以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建立一座橋梁”。

“我不向他們吐露真情”

1957年，她如約再次訪問中國。這回她趕上了“反右”和讓西方人嘲笑的“大煉鋼鐵”運動。

“看著遍地雜亂無章效率很低的小磚爐，我自問，這樣粗陋的磚爐真能起到教育作用嗎？我一邊走著，一邊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和想為什么辯護的感覺涌上心頭。難以想象真了不起，令人震驚……也許是愚蠢的……我說不清楚……你試圖告訴我們必須自力更生，自找苦吃。我想那些千千萬萬不知姓名的煉鋼戰士，他們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震撼了我的心。我既愛又怕，因為它的博大一定會將我吞沒。”

與她同住新僑賓館的西方人對運動的嘲笑讓她難受。“也許是愚蠢的，但至少你們沒法讓太陽、月亮在新天地里發光。愚蠢也罷，不愚蠢也罷，我和你們（中國）在一起。”

在她的書中“我相信中國人民”不時出現，比如現實讓她感到困惑之時。她強調自己對中國的感情“不容懷疑”。面對那些刺探情報的外交官和記者，“我不向他們吐露真情（含笑地），因為我與中國息息相關。我心臟的跳動、血壓的升降、每個細胞的生存都與中國連在一起。我沒有挑選它，是它選中了我。更何況是在北風呼號、嚴冬以它鋼鐵的意志降臨大地、整個世界好像以勝利的姿態起來威脅中國的時候。畢竟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相信中國會克服自己的困難。”在香港，記者們圍在火車站，等待她從紅色中國帶來的最新消息。她注意到一張照片，“看上去像個傳教士”。她遭到很多質疑，“你不是被洗了腦就是什么也沒看見。”一位記者對她說。

“中國會解決她自己的問題……我們什么也不缺……我們絕不乞討。我永遠不會背叛中國人民。”她不停地重復這幾句話，作為回應。

她的角色不僅限于一個紅色中國的宣傳者和辯護者。那些年她見到了李光耀、尼赫魯、周恩來等世界政壇名人。見到周恩來后，她成為他忠實的粉絲。“當時如果周恩來要我去死，我也會去死的。他是中國的希望，一切都靠他。”

但她對周并非毫無理性地頂禮膜拜。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韓素音談到個人自由有其本身價值的觀念，“而周恩來是沒有的”。她認為周“至多只是人們所說的開明儒家，允許辯論，但絕不會交出統治權”。她向周坦承自己對思想改造有反感。周勸她應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進步。她直接說：“我進步的速度非常慢。”周大笑。

她聲稱周恩來夫婦的關懷和摯情激發了她的創作力，“我感到自己必須把中國革命的情況，以及使這一個名稱成為可能的中國人民，告訴給全世界。”

她甚至自告奮勇充當起中印問題的調停人，結果不太理想，她不得章法的調停沒能打動尼赫魯，兩國間的裂痕繼續擴大。

1964年，韓素音關閉了診所，開始全身心投入自傳寫作。美國出版人希望以她母親為主角寫，她不同意，因為這樣“不能使千百萬國外讀者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

“文革”開始后的幾年間，國內大字報攻擊她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她不被許可入境。這讓她痛苦，“情感上感到枯竭”。在家里，她發現自己無緣無故地跟丈夫發脾氣，“像孩子一樣”。

她已不再書寫讓普通人更感興趣的愛情題材。“除了中國，還是中國，任何其他似乎都是平平常常的，是二流的，與震撼中國的轟轟烈烈的運動相比都是缺乏生氣的。”

1976年12月，韓素音回國探親。沿著一條鐵路，她訪問了一些偏僻的地方，并采訪了大約八十位作家、畫家、演員和音樂家。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火山大爆發”，在這場運動中“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活動了筋骨，磨練了思想，表現出了旺盛的精力”。

她贊揚毛澤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創造性天才”。她不否認自己為“文革”辯護，并認為這是對的。“文革的原則是對的，歷史的道路從來都不是筆直的。”

“過氣的諂媚者”

1956年韓素音曾表示20年后“中國會民主的”。在1976年的一次境外公開演講中，她發表了自己對中國幾十年觀察的結論：

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是了不起的。我認為，中國革命，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你們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在望著中國，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中國的責任很大啊。

但各地政府并沒有因此放松對她的提防。在東北考察時，她發現上廁所都有人跟蹤。作為一個間諜嫌疑分子，她始終受到嚴密的監視。

韓素音并不是一個無條件的愛國者。在自傳里她不加掩飾地表示對江青的厭惡。這兩個女人有幾次會面，根據韓的回憶，她們的談話猶如雞同鴨講，最終不歡而散。她拒絕為江青寫傳，“我是經過很長時間之后才恨她的。我不理解一個自私，品質低劣的人掌權之后是多么的危險。”她說，“如果那個女人掌權，我有可能要反對中國。”

韓素音對中國的描述在西方引起了極大反響?！度A爾街日報》報道稱，西方學界“反帝國主義”言論盛行時，出版商們排著隊出版她對毛澤東社會主義中國的贊頌。“韓多次應邀赴京與高層領導會面，并且獲得許可造訪各地，這一點是一般外國人辦不到的。”報道說，作為回報，她密切跟進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每一次轉折，為其辯護與所有的批評針鋒相對。

但韓在西方也遭到了嚴厲批評。比利時籍漢學家李克曼70年代初在《紐約書評》發表系列文章，揭露“文革”真相（后來出書，名叫《中國陰影》Chinese Shadows），觀點和當時的左派針鋒相對，對韓素音也嚴加批評。1980年，中國問題學者羅伯特·艾利根特(Robert Elegant)在《紐約時報》上稱韓素音是“過氣的諂媚者”。

北京語言大學外語學院英語系教授陸薇比較了埃德加·斯諾與韓素音，兩人同為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卻在西方得到迥然不同的評價。她說：“斯諾放棄舒適的生活條件，到延安受苦，他表現出的真正的信仰和熱情，人們表示敬意，之前我接觸過密蘇里州的前州長和斯諾的研究者，都非常尊敬他。他在艱苦之中堅持信仰，獲得了理解與尊重。而在韓的時代不一樣。世界范圍內，美國的嬉皮士，加州大學學文化大革命罷課鬧革命。大家都知道這是個有問題的時代，你不寫問題，西方人便不會原諒你。”

“無論你們對政府有什么意見，都應愛自己的國家”

韓素音沒能實現1956年對妹妹許下的承諾，“總有一天能在中國自由地寫作”，晚年她一直客居瑞士，直到去世。

2007年，韓素音的代表作《瑰寶》中文版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這本書在出版時，刪去了女主人公看到新中國土改中做法過激的段落。譯者孟軍接受本刊采訪時認為，相較于國內作家對同段歷史的描寫，韓素音“還是相對溫和的”。

孟軍為韓素音做了一些辯護。“她奔走在中西方，看到了新中國建立后獨立富強，比之前好多了，50年代國家是有希望的。”他說，“韓在后來的判斷上有幼稚的地方，出現了失誤，但是就如不能因海德格爾曾為希特勒辯護就否定他一樣，不能用一點來批判一個人。”

她的另一本書的譯者，中國作協原書記處書記金堅范也表示，韓的觀點受到歷史和時代的局限，“不一定對，但我們對她不能苛求。”

1997年以前，韓素音幾乎每年都要來中國一兩次。1989年國慶前夕，她來到北京，接受了《世界知識》雜志記者的采訪。在那篇題為“韓素音談西方的民主、人權和創作自由”的訪談中，她承認民主和法治是未來中國的方向，但認為多黨制不適合中國。“如果今天建立一個黨，明天建立一個黨，誰知道這些黨實行的是什么政策呢？那就要弄糟了。”

她同情中國學生的反腐敗愛國熱情，但認為學生也要講紀律。同時她建議中國政府要“多與青年學生來往、接觸，多了解他們”。

臨別時，韓素音告誡年輕人：“我認為你們的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無論你們對政府有什么意見，都應愛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自豪。”

（感謝世紀文景鄧宇女士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