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最后的薩滿

地委行署的工作組比趙立本更早找到“烏力楞”——來的人說：新中國要破除迷信，所以不能再信薩滿。各個流域的大薩滿們宣布就此“告別神壇”。關扣尼記得，老薩滿們最后一次跳起神舞，跳啊跳啊，跳了三天三夜。她坐地上，看著老薩滿們沉重的舞步，仿佛向一個時代告別

10月中旬的呼倫貝爾已如深秋般寒冷，78歲的老薩滿關扣尼跟著村里的老人們第一次橫跨了整個中國北部邊疆，到海拉爾旅游。這里曾是薩滿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從母系社會開始，“神靈使者”薩滿們的歌聲一直在這片土地響起。

老人們到來的幾天前，我正開車在近半個呼倫貝爾草原尋找那些仍然在世的薩滿。從海拉爾到額爾古納、從室韋到滿洲里，廣闊的草原上仿佛再也找到不一位在世的薩滿。市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幫忙問了幾個旗，回答都是：那些薩滿的傳人，早已離開人世。

“在官方看來，這是一個沒有薩滿的時代。”長途電話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孟慧英說，“但在民間，薩滿依然活躍。”她建議我先去找一位叫斯琴掛的達斡爾女人——如今呼倫貝爾最出名的薩滿。

后來，當我見到關扣尼時。聽說我找到了斯琴掛，關扣尼的侄女、曾擔任呼瑪縣副縣長的關金芬，一定要帶著姑姑也去見見這位有名的薩滿——從2008年開始，老人一直有一個心結：在那次失敗的傳承儀式過后，老人似乎也因此失去了她的神力：不再被神靈托夢，更無法為人看病、占卜——這個民族，仿佛與神靈隔絕了。

她要成薩滿了

在關扣尼童年的記憶里，那原本是一個神靈與鄂倫春人共生的時代——族人們四處打獵，興安嶺森林茂密，河水清澈見底。

那時候每個烏力楞（父系家族部落）都有一兩個薩滿。關扣尼已經記不得是什么時候，堂哥關伯寶（關金芬的父親）開始唱起神歌，穿上神衣。她只記得后來，跟堂兄一樣，自己很快也成了這個家族第十五代的巫醫薩滿——一個能與神溝通的人。

那是一天早晨，她走出撮羅子（一種特殊的帳篷），去看那些懷了孕的母馬。在16歲那年，她喜歡小馬，想要看著它們出生。當她走出門，腰和胸口毫無征兆地劇痛。后來，疼痛越來越厲害，到家的時候，繼母阿古站在帳篷邊，問她怎么去了那么久。她疼得說不出話，只是哭——后來老薩滿說，她的魂魄散了。

那天新的靈魂并未降臨部落，馬圈里沒添上一匹小馬，但神靈卻降臨到了關扣尼身上。已成薩滿的堂哥關伯寶為她跳了神，臨走的時候，堂哥說：“她要成薩滿了。”

堂哥的說法并沒有得到族人的認可，關扣尼的爺爺最為反對：“這孩子是要出嫁的姑娘，當了薩滿也是人家的人”。但眼瞧著關扣尼一天天病了下去，族人才開始為他制作神衣。人們相信，被神抓的人，都會患上這種“薩滿病”，如果不“出馬”（出山做薩滿），便會一直遭受磨難。終于，堂哥關伯寶再來的時候，帶來了大薩滿趙立本。

在如今的白銀納，仍流傳著趙立本的傳說，據說他領了七十多位神，救過無數族人的性命，是族里最大的一位薩滿。

與趙立本同時代的還有位大薩滿關烏力彥，最大的能力是“吉出仁”——可以到陰間索回孩童的靈魂。她會帶著七個叉的神帽，穿著鹿皮的神衣，帶著她的狗一起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據說，那時候他們已在陰間，如果魔鬼擋路，那狗就會反擊。她還會帶上兩只鳥，看到死者靈魂，鳥神便會飛過，將靈魂搶走。關扣尼見過老薩滿拿著神鼓為人治療血液病，卻也從未見過這招魂的場面。她聽說，那時候“鼓會變得一閃一閃發亮”。

如今薩滿的家人都會講述更多神話般的傳說來印證薩滿們的神通。比如達斡爾薩滿斯琴掛說：當年，日本人曾把她的太爺爺拉薩滿和三十多個薩滿一起抓到一個大房子里，讓他們換上神衣，唱起神歌，然后用70車木頭點著房子，看他們究竟誰是真的薩滿。“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鼓聲也響了三天三夜”，最后活下來的只有兩位薩滿，她爺爺便是其中之一——“他長長的胡子結了一層冰霜，后背上的銅鏡燒得通紅。”

“該如何相信那些神話般的傳說？”我把那些神跡般的傳說講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與人類研究所教授孟慧英，她笑著說：“研究薩滿教，要首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錮。我們不去探討真假、不探討好壞。”

神奇的事也發生在關扣尼身上。那一次，趙立本跳了三個夜晚。關扣尼跟在后面敲著神鼓，蹦著跳著，仿佛天生就會那些奇怪的舞蹈。據說她領了兩個神靈，一個叫阿你·則勒格，一個是狐仙。老薩滿帶著小薩滿把身衣上的銅鏡晃得嘩嘩作響，那是他們抵御邪靈的防身武器，他們的太陽，可以幫助他們通過那些最幽暗的通道。

本來按照鄂倫春薩滿們的規矩，如此的儀式，3年內要每年舉辦一次，薩滿才算真正得到認可。但第三年的時候，地委行署的工作組比趙立本更早找到烏力楞——來的人說：新中國要破除迷信，所以不能再信薩滿。

那一年，呼瑪河畔舉行了盛大的送神儀式。關扣尼從未見過如此隆重的告別，各個流域的鄂倫春人從四面八方趕來。

趙立本帶著各個流域的大薩滿們宣布就此告別神壇。關扣尼記得，老薩滿們最后一次跳起神舞，跳啊跳啊，跳了三天三夜。她坐地上，看著老薩滿們沉重的舞步，仿佛向一個時代告別。人們喊著“登都任、登都任”——神飛走了。

沒有薩滿的時代

在那次送神儀式過后，各個烏力楞（父系家族）里的男人們，把自家的神送到山上，藏在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1953年，鄂倫春人結束狩獵生活從山林遷到白銀納定居。曾當過副縣長的關金芬說，“其實那時候的族人仍然相信，雖然送了神，但神靈并沒有離開鄂倫春。”

已經告別神壇的趙立本經常在晚上不由自主地唱起神歌、跳起神舞。他的妻子怕惹是生非，便騎在他身上阻止。作為見習薩滿的關扣尼也曾有一次偷偷穿上神服——那是告別神壇不久后，她的病痛復發，家人覺得那是神又來找她，便悄悄從山上取回了她的神服。她跳了一次，病居然又好了。

再一次把神送回山林，關扣尼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神服。幾年前，家人也曾想上山尋找。后來侄女關金芳從一位獵人的口中聽說，有人曾在一片被火燒過的山林間見到過兩套完好無損的神服，一件大，一件小。關扣尼說，那一定是自己家的3件神服中的兩件，缺失的一件因為早年被博物館借走，而在“文革”時遺失。

當鄂倫春人告別神壇，毗鄰興安嶺的呼倫貝爾草原上，達斡爾薩滿的鼓聲也在那個時代悄然寂靜。1957年，斯琴掛的太爺爺拉薩滿在去世前告訴斯琴掛的父親，他們以后不用再供神了，他自己會將神靈一起帶走。根據斯琴掛的丈夫巴特爾的說法，在拉薩滿死后，斯琴卦的父親將神像掛在了拉薩滿指定的一顆樹上。一夜之間，那些物件就真的消失得無影無蹤。

直到1980年代，孟慧英教授走遍了呼倫貝爾和興安嶺的每一條河流，卻怎么也無法再找到仍然出馬的薩滿。那時候，有人對達斡爾族的薩滿做過調查，有名有姓的薩滿只剩下4位。孟慧英和研究者們只能從老人們的嘴里聽到那些關于薩滿的故事，后來他們也找到了那些做過薩滿的老人，但在經過一場場運動后，很多人都開始害怕再公開穿起神服。

薩滿們也不愿意隨便跳神。據說前些年，曾經有地方組織薩滿為學者們表演，出于無奈，薩滿開始跳神，但是在跳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發怒。薩滿說，“神靈”對被拉來為人表演很氣憤，自己的這種行為也會遭到神靈的懲罰和詛咒。

直到1990年代，白銀納的老薩滿孟金福才開始公開跳神。1992年，紀錄片導演孫曾田為此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最后的山神》。那一年，大興安嶺地區的暴雨釀成了60年來最大的洪災。當年的老薩滿們一共舉行了三次祭祀。秋天那次，孟金福用神歌呼喚著早已遠去的神靈：

特耶咧，特耶咧，特耶咧，

神啊，神主，

我們送走了您幾十年，

如今我們想念您，為此請神保佑我們平安

神靈回來了

1995年，關扣尼一病不起。社科院的孟慧英教授當時正好在大興安嶺，她在在醫院里見到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喘息著的關扣尼。關扣尼說，自己得了心臟病。兩天前，她還告訴家人“你們給我送兩只雞來”。

家人請來老薩滿孟金福，孟金福說，那是神靈回來找他了。于是當天下午，家人從鄉里的展覽館借來了薩滿神服。幾個老人，決定去林子里跳神。

藏在林子里的河流，是人們偶然發現的。那河流安靜得沒有一點流動的聲音，整個河面猶如鏡子，照出每棵樹木的倒影——每一次跳神，薩滿們都會選擇河畔，他們相信，這河是神來的通道。

當人們點起火堆的時候，孟金福駕著他的樺皮船靜靜地從呼瑪河上游飄來，同樣沒有一點聲音——這是鄂倫春人世世代代的習慣，在山林里打獵的時候，不驚動一草一木。

火堆的青煙越來越濃，紅色的火苗躥出煙霧。當木條變成火塊，關扣尼便把它們撮到鐵鍬里，圍繞著場地熏烤，“除去一切穢氣”。

身為大薩滿的孟金福并沒有為關扣尼跳神，而是做了她的幫手。他先唱了《請神歌》，病痛中的關扣尼便開始左手舉著神鼓、右手拿著神鞭，有節奏地敲打：“神主啊，狐仙，與你分別四十載……”

關扣尼幾次請神，幾次摔倒在地，又站了起來。后來，她開始嘔吐——老薩滿說，那是內臟中的病氣。

關扣尼的舞步與鼓點在歌聲中越來越快，身體不停地旋轉，最后她高舉起鼓和神鞭，望向天空。人們喊著：“登都任、登都任。”

她最后一次摔倒，神離開了。讓孟慧英難以置信的是，第二天，老人竟神奇地出了院。

那晚的儀式后，人們在燃起的篝火上煮了雞肉。孟金福讓大家把吃剩的雞骨頭用柳條包好，放在樹枝上。年輕人早已不再為動物舉行這樣的風葬，但老一輩人仍然相信薩滿們的哲學：山林里死掉的一切動物，都會在來年春天回來，如果他們的骨頭遺失，便會變得殘疾——那是打破了這山林的循環。

后來，孟慧英老師對我說，薩滿的神靈讓世世代代信奉它們鄂倫春人學會如何與這山林相處。孟金福從不用套索去狩獵，因為那樣不分老幼的獵殺，山神不會高興；他扒下樺樹皮做船，割樺樹汁飲用，卻不將它們砍掉，因為這樣明年樹皮會重新長上……

2000年，老薩滿孟金福去世了——那個天人合一的時代從此漸行漸遠。

城市里的薩滿

1990年代，當興安嶺的孟金福再一次唱起“神啊，神主”，呼倫貝爾的斯琴掛正被同一個夢折磨。她總會夢見一個白胡子老頭來找他，對她說：“你若信我出了馬，病就好了。”丈夫巴特爾說，睡夢中斯琴掛便會又說又唱。自己一度以為妻子得了神經病。

在成為薩滿以前，斯琴掛曾是小學的數學老師。斯琴掛自己覺得：她從14歲開始便害了“薩滿病”。因為經常得病，她最終不得不提前退休。48歲那年，她出馬成為薩滿，病竟然好了。

比起那些山林間的薩滿，斯琴掛要現代許多。她拿著蘋果手機，住在離海拉爾城區只有十幾分鐘的鄂溫克旗。每天上午，她都會坐在寫字臺前，像開診所一樣為那些上門的人看病、咨詢。每一次，她拿起一串念珠，將一端繞在手里，攥緊，另一端自然湊成一根柱形，然后自然倒下。她說根據倒下的輕重，便可以給人診病。

過去的薩滿，每天能有一個人來上門求醫便已經很多，但斯琴掛的屋子里卻總排滿了人。來卜卦的鄂溫克女人說：“我們自己家早已沒有了薩滿。”

人們一個接著一個向神龕跪拜，供上錢物，一個上午供臺上便有了一兩千塊。每一個看病的人會帶來白酒和牛奶。問診的最后，斯琴掛拿起它們一邊念著什么，一邊向瓶子口噗噗地吹著。巴特爾說，這樣的奶、酒就會帶有神力?？床?、問卦的人拿回去每日敬天、敬地。

不過，這些其實早已不是古老的薩滿法術。熟悉斯琴掛的研究者都知道，她其實既信薩滿神靈也信藏傳佛教，每年還要去海拉爾旁邊的寺里上香。

10月17日的這天下午，斯琴掛的一位女弟子來看“薩滿病”。上午來的人太多，斯琴掛體力顯得有些透支。一年前，她很不舒服，于是去北京跑了幾家醫院，查了心臟、查了腦袋，后來醫生說她可能有些過敏。她想也對：“拿來讓我吹（氣）的，都是最劣質的白酒，每天還有香熏著，能不過敏么。”

斯琴掛有著很多無法考證真實性的傳說故事。其中一個流傳在學者圈子的故事是：2002年，她曾讓一位來自東北的學者，不要坐某日的飛機。學者覺得奇怪，因為他正是定了那日的航班。他將信將疑地改了機票。幾天后，那架飛機果然墜毀在大連海域。

真正讓斯琴掛有了名聲的是2004年。那年她參加了長春舉辦的“第七屆國際薩滿學術會議”，她在會上念了丈夫幫忙寫的一份發言稿《我怎樣當薩滿的》。會議結束不久，國內外學者紛紛前往海拉爾巴彥托海鎮參加斯琴掛的斡米南（薩滿的升級儀式）——這讓她自此揚名國際學術界，還被授予了“世界著名薩滿”的稱號。

在中國最北部邊疆，不知不覺重新活躍起來的薩滿信仰，似乎還遠遠無法實現那樣的理想——人們更多懷著不同的私欲找到薩滿，仿佛這是最便利的途徑。這也難怪呼倫貝爾當地學者蘇日臺說：“要想了解真正的薩滿文化，如今可能只有到博物館了。”

盡管如此，藏在民間的薩滿教，仍然守著人們的道德底線。孟慧英記得，有個男人曾找到斯琴掛訴說自己如何不順。斯琴掛說，他往牛奶里兌了水，做了昧良心的事，讓他找個敖包懺悔。

“神”飛走了

孟金福去世后，關扣尼成了鄂倫春最后的薩滿。

當呼瑪縣副縣長的時候，侄女關金芳曾偶然參加過一場關于薩滿教的國際研討會。那次見到了俄羅斯的鄂倫春人，對方說：俄羅斯的鄂倫春人仍然保留著跳神的傳統，最老的一位薩滿已經106歲。

對方接著問她：“你們還跳神么？”她莫名失落，不愿多解釋，只說早就不跳了。

鄂倫春的薩滿文化瀕臨消失。73歲那年，當地文化部門提出，讓關扣尼找個人傳承薩滿，把薩滿的儀式保留下來。關扣尼開始并不愿意，但后來省民委的領導也找到家里。家人商量決定，讓關扣尼當護士的女兒接任薩滿。

像關扣尼16歲那一年，人們為她和女兒孟舉花一人做了一件神衣。

2008年，白銀納鄉的鄂倫春人定居55周年，呼瑪縣文化旅游部門為關扣尼籌辦了一場盛大的傳承儀式。為了推廣旅游文化，當地請來了不少記者。當時的《大興安嶺日報》仍然刊登了報道《薩滿關扣尼有了繼承人》。那些日子，家里每天都有記者上門。有記者問：怎么就指認女兒是繼承呢？——似乎沒有人能說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8月的一個晚上，呼瑪河畔再次響起了關扣尼的鼓聲。在過去，這樣的傳承儀式本該跳上三天三夜，但這一次只跳了一天。

侄女關金芬說：那晚神來了，卻借著關扣尼的口，說了些沒有人能聽懂的語言。在場的人沒人能聽懂。“神生氣了”，關扣尼最終“被”重重摔在地上。

一直從事薩滿研究的孟慧英教授從未見過如此情況，“一般薩滿上神，都會說他們本民族的語言。”關金芬卻覺得，那晚關扣尼說的是神語，只是鄂倫春人如今已經沒人能聽懂。

沒有人知道那晚老人究竟說了什么。但這場儀式仍然草草收場。后來，關扣尼一直責怪自己。在最開始，她覺得是因為現場記者太多、“燈光太亮”；后來，她又覺自己讓女兒出馬太急。那一晚，族人們顯得灰心喪氣，有人說，“不太好，就是不太好吧”。

神靈的事似乎得到了應驗。孟舉花沒能成為新一代的薩滿，第二年死于一場車禍。

從此，這成為了關扣尼的一塊心病。見到關扣尼的那天，斯琴掛分析：按照薩滿的規矩，孟舉花應該算孟家的后人，只接了關家的神靈，孟家的神靈自然會生氣。

在鄂倫春人的傳說里，第一位薩滿被人們稱作尼產薩滿（滿族人稱“尼山薩滿”，達斡爾人稱“雅僧薩滿”，傳說故事大致相同）。她死的那天，想害她的人們謊稱請她跳神，卻在她跳到高潮時將她投入枯井、扔下石頭。最終，她被活活砸死，她神衣上的彩色布條卻飛上天空。

（感謝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孟慧英女士、哈爾濱社科院研究員邱時遇先生對此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