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眼】標準像
因為要寫越南流亡詩人阮志天的訃聞，我試著給Dan寫信提問，其中一個問題是：“有人覺得，阮的詩歌太過直白，失去了美感。你怎么看？”在回信里，他引用德國作家布萊希特（Bert Brecht）的話作為回答：“如果有人說你不是詩人，你就告訴他們：你們不是人類?！?/blockquote>“我的詩里沒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搶劫，壓迫，還有結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詩里也沒有貴氣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還有來福槍的槍托……”這是越南文學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創始人Dan Duffy最喜歡的一首阮志天的詩。因為要寫越南流亡詩人阮志天的訃聞，我試著給Dan寫信提問，其中一個問題是：“有人覺得，阮的詩歌太過直白，失去了美感。你怎么看？”在回信里，他引用德國作家布萊希特（Bert Brecht）的話作為回答：“如果有人說你不是詩人，你就告訴他們：你們不是人類。”
一位共產主義世界的流亡者和一位馬克思主義作家隔空站在了一起，顯示出文學對政治的無可逃避——寫作此稿時，互聯網上關于莫言的爭論仍未停止——關于這件事情，我的一位臺灣朋友說：無需用“現實政治”的角度思考所有事情，但切莫忘記所有事情的“政治意義”。
那些為作家辯護，要求“讓文學的歸文學”的人，或許有意無意窄化了“政治”的含義，但更糟糕的恐怕還是那些拿著“現實政治”的尺子對著作家比劃的人。即便是Dan也在郵件里特別說明：與布羅茨基類似，阮志天對詩性語言的雕琢，使只有懂得他們母語的人才能真正欣賞他們的創作（我用大白話演繹一遍：即便罵人，也請罵得有音律美），而我們這里一些可愛的喜歡借酒澆愁的人兒，卻只看到阮志天的某一品性（譬如，“愛自由”，這當然沒錯），從而急吼吼地給詩人畫出一幅“標準像”——這樣的事情見得多了不免心生憂慮：你會覺得他們滿懷熱情與道德感，卻把世間最美好的事物都變成了一些符號和姿態，而他們所追求的，至少在旁人眼里，也凝固成了另一種意識形態。
羽戈曾在《簽名，還是不簽名？——關于昆德拉與哈維爾之爭》一文里，分析昆德拉和哈維爾對于在請愿書上簽名的不同態度：哈維爾認為應該簽，因為這是人們重振士氣、恢復公德心的開始，也能拓寬公民社會的生存界限，終將令權力者收回利齒。而昆德拉則抵制某種大義凜然的道德強化，他恐懼的是一種冠以自由民主之名的專制主義。而最終，在我看來也是最重要的，他們能夠理解彼此，他們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而不涉及道德（勇敢VS怯懦），在追求自由上，他們依舊是同路人。
阮志天去世后，我搜索了西方和越南的媒體，越南媒體只字未提（一位朋友的朋友，越南前媒體人，抱歉地給我回信：“不好意思啊，其實我都沒聽過他的名字”），而英美大報基本都刊登了他的訃聞。再進一步搜索，有意思了，雖然阮志天1995年即流亡美國，但幾乎找不到除了訃聞之外的其他主流媒體報道，而即便是訃聞，也能看出他們對他有多陌生（《經濟學人》甚至弄錯了他在英國使館內的細節），可以想見，大多數流亡者，只在兩個很短的時間段里“存在”：從到達那一刻起，他們就被期待成為一個符號，一副“標準像”，永遠擺出固定的POSE，直到逝去。
驅趕他們的權力者自然是“萬惡之源”，可是他們也無法包攬世間的荒謬。索爾仁尼琴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里描述了自己流亡之初的感受：我再也不想發表任何聲明了！但西方媒體還是蜂擁而至，希望他說點兒什么。說什么呢？“說我身處自由世界感到十分高興？或是說，我非常喜歡德國的公路？”可是，“一切重要的內容我在莫斯科都說過了。”他后來到了蘇黎世，媒體也一路追到瑞士，某個黃昏，天完全黑了后，他來到房子背面的陽臺，想透透氣，突然，強烈的探照燈亮了起來，他又被記者們逮住了。他拒絕他們拍的標準像，從陽臺離開了，“又吃了幾顆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