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窗” 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

2012年短短四個月，全國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而自1996年以來，這類事件以29%的年增速困擾中國。十八大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中央到地方，也在密集探討應對事件之良策。南方周末記者遍訪相關黨政部門、專家，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新思維。

一位碩士生的困惑

北京大學環境法專業的碩士生周霖（化名），決定將自己這學期的課程作業鎖定在環境群體性事件研究上，她想拍一部以垃圾焚燒為主題的視頻，名字想了很久，叫做《開窗》，“現在，《開窗》還缺一個好的結尾：解決機制。”

她不是一個人在困惑。2012年11月17日，周霖旁聽了一場名為“公共領域中的沖突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學術會議，參會人士包括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黨校的教授、社區管理者和非政府組織，甚至還有一名法官。

在這場僅召開一天的會議上，竟有四個報告的主題是環境群體性事件。周霖越發覺得自己選對了題目，但對于結尾的困惑依舊。會場里，主持人常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也在反復問：“除了協商之外，還有什么解決方法？”

“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這是會議上學者們提及最多的一句話，會場彌漫著對現狀的擔憂情緒。

你一言，“環境群體性事件最大特征是對象泛，模糊、沒有明確的訴求。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科學的依據。”

我一句，“要有充分討論的空間，不僅要給反對者，也要給支持者的聲音，創造更理性的環境。”

一位中央黨校的教授接過了話：“我們黨校希望得到專家的支持，把理念、方法介紹到黨校系統中。這樣地方官員在承接項目時就會知道，若沒有公眾參與，結果往往都是不好的，甚至是雙輸。”

還在讀大學本科時，借助課題調查，周霖去了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北京市六里屯周邊社區調查，即便是缺乏社會閱歷的學生，都能輕易地察覺問題的復雜性，“根本不是理論上的‘政府應該公開信息，公眾應該理性參與’一句這么簡單。”

只是兩年光陰，頻頻爆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背后的復雜性和緊迫性，已經遠遠超出了一位大學生的想象。

案牘上的進步

周霖的課件資料里還來不及刷新最新的這兩個數據：

29%——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年增速，這是在最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上，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透露的數據。

專題會上提及的另一個數據是三十多萬——“十一五”期間環境信訪的件數，環境訪民成為了中國龐大訪民隊伍中的新類型。

刺激周霖專業神經的則是最近的一連串新聞。2012年剛過去的短短數月里，四川什邡、江蘇啟東和浙江寧波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她發現，身邊的老師，圈子里的學者，政府的官員，開始為這個話題忙碌起來。

李明所在的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目前正在等待中組部批復2013年的授課計劃。其中，有一門針對群體性事件應急的課程首次被列入課表，成為未來培訓官員的必修課。這名副教授注意到，2010年以來，環境類群體性事件已呈多發態勢。

而早在2009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就已經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