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寫小說的法學家

法學的現實和文學的浪漫，在他身上共存。他覺得自己的想法“實有些癡”，便開始在小說中演繹他的夢想

北大荒那段歲月，他本以為自己會成為文學家。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結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他卻學了法律，成了一名法學家，因“證據法學”和“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而享譽學界。

他寫過許多法學著作，主編了中國第一本《證據法學》，但仍然最喜歡把自己那幾本犯罪推理小說掛在嘴邊。他曾經經常出現在電視的法制節目上，但如今人們提起他，總會奇怪地加上一句——“‘吳法天’的老師。”

越洋視頻電話里的何家弘溫和、謙遜，回復郵件時習慣尊稱對方“XX君”。他的學生、人大副教授劉品新說：在認識何家弘的二十多年里，幾乎沒見過他發火。

那時候，他正在日本講學，他的學生吳法天（吳丹紅）正因為朝陽公園門口的事件卷入輿論漩渦。那次采訪后，何家弘把采訪的內容寫成一篇文章——《我的學生吳丹紅》——在此之前，他只寫過3個現實中的人，一個是“犯罪鑒識大師”李昌鈺，一個是他的碩士生導師、人大教授徐立根，一個是他的博士生導師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喬恩·華爾茲。

兩個月后，他已經回到北京，站在人大法學院的講臺上。那是他給2012級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證據調查學”課。這節介紹性質的課上，他拿出一張自己在澳大利亞的照片，讓學生們分析鏡頭的朝向，接著又讓學生們破譯一段打亂順序的文字。

那段文字正確的排列是“弘揚法學家精神的可人”，里面隱含著3個字“何”、“家”、“弘”——出正確答案的女生記得，2009年人民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何家弘也曾這樣向學生們解釋自己的名字。

那一次，他代表全體教師講話。在演講最后，他念了一首自己的詩《我需要一個信仰》。

迷惘的時光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不再迷惘；/從天下大同到共產主義，/從極樂世界到幸福天堂；/一樣的美廬廣廈，一樣的金碧輝煌；/滿懷期盼望夕陽，卻只見斷壁殘墻。

“那時候我很革命，很相信共產主義。”9月2日，英國企鵝出版社為何家弘舉辦了一場《血之罪》英文版新書發布會，他用嫻熟的英文開場。在這場發布會之前，這本原名為《人生情淵：雙血型人》的小說，已經先后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并被英國《衛報》列為“亞洲十大犯罪小說之一”。

小說里，何家弘講述了一樁發生在東北的謀殺案。故事的一部分，來自他在黑龍江的那8年知青生涯——那也是一段曾讓他迷惘的時光。

那時候，何家弘很“紅”，紅衛兵鬧革命那年，他想要加入他們的隊伍。但因為他爺爺曾是國民黨的東北軍軍官，造反組織都不敢要他。這讓年幼的他覺得自己受了爺爺的牽連。

16歲那年，他主動要求到黑龍江農場插隊——他覺得這項事業“不僅是為中國，也為全人類”。那些十幾歲的年輕人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但“為了信仰，必須忍耐”。

只是家庭的“污點”始終讓他抬不起頭。身邊的知青成了營級、團級干部，他還是機務排的副排長。70年代，當成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的夢想也終于破滅，原本朦朧的文學夢卻逐漸明晰起來。那時他會寫一些“抒發革命豪情”的詩歌，通過廣播站的大喇叭播放。1971年元旦，在《黑河日報》發表了一首詩歌，使他在當地知青中“名聲小噪”。

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直到林彪事件，何家弘才開始對自己所堅信的“信仰”產生懷疑。何家弘記得，那時候“人心都散了”。當知青們像大逃亡一樣返回城里，走不掉的人就等在北大荒“混日子”。

1975年，他給當時在上海的《學習與研究》編輯部投去一篇雜文——《飲酒與做夢》，描述當時青年人的頹廢。那是他第一次收到正式的退稿函——“因本刊面向國外發行，所以你的文章不宜刊登”。言外之意，是怕影響不好。

那時的他也想回城，卻一直無法如愿。他當了一段時間的子弟小學老師，教學生政治。“其實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還記得一開始給學生們講課，學生問我，‘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國家大事。’”于是，他就給孩子們念《人民日報》，編一些驚險故事。

走的知青越來越多，何家弘也開始沮喪。那兩年時間，他一邊辦回城，一邊寫小說——在炕頭上一寫就寫了二十多萬字，受到不少冷嘲熱諷。這本描述知青生活的《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也未能發表。

1977年他終于回了北京，分配到建筑公司當水暖工。那時候滿腦子還在想著他的作家夢。他寫了長篇，托人找了業余作家指點。對方只說他精神可嘉，建議他從短篇寫起。他就再寫，然后寄給文學刊物，結果除了偶爾收到退稿信，都杳無音訊。

一天天等著文章發表的何家弘，不經意間等來了他人生的轉機——愛情鬼使神差地把他帶進了法學殿堂。他認識了醫務室一位女醫生。對方父母提出，如果他能考上大學，就同意他們在一起。1979年，何家弘考進中國人民大學，女醫生因此成了他的妻子。

那時候，“人大一分校”沒有文學系，何家弘糊里糊涂地選擇了法律系。對于那個剛剛開始重建公、檢、法的年代，“法學是個全新的學科”。而正是那個時候，這個國家被“文革”砸爛的“法治”，開始被人們重新拾起。

法學家的文學夢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獲得力量；/從文學春夢到人大學堂，/從伊甸園景到法治國綱；/一樣的海誓山盟，一樣的慷慨激昂；/激情燃燒終有盡，熱血沸騰難久長。

“經歷過‘文革’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越學越覺得法學重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何家弘沒有再寫小說。他順其自然地讀到碩士留校任教，兩次出國訪學，又拿到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93年，何家弘回到中國。劉品新記得，那時候中國只有“偵查學”，直到何家弘訪學歸來，才將其改為“證據調查學”，并主編了第一部《證據調查》和《證據法學》。

也在那時候，何家弘的文學夢回來了。他開始寫犯罪小說，“睡覺時都在構思，像做夢一樣”。

何家弘的美國教育經歷以及有關證據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研究，讓他區別于許多犯罪文學作家——他的創作靈感直接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的案例。比如他的第一本小說《人生情淵：雙血型人》，就是從當年曾經轟動一時的“石東玉殺人案”中獲得靈感的。

何家弘記得，1994年10月，黑龍江省伊春市公安局“石東玉殺人案”復查專案組的人員來到人民大學的物證技術鑒定中心，向他的老師徐立根教授咨詢對陳舊血痕和人骨進行DNA鑒定的可能性。后來，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術鑒定部門并未使用DNA方法就解決了問題，結果表明被告人石東玉的“血衣”上根本沒有被害人的血，當年法醫的血型鑒定犯了非常簡單的錯誤。石東玉被無罪釋放，然而，他的未婚妻離他而去；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車撞死；妹妹離家出走，下落不明；父母四處上訪，顛沛流離……

“我想去呈現錯案的問題，呈現錯案重審的困難，對律師、對犯罪者家屬，都不是容易的。就是在現在的中國，還是有很多人在等待翻案，像河北的聶樹彬……”

2004年，已是法學名家的何家弘和張衛平等學者在人民大學舉辦“證據學論壇”系列講座。一年后，他們把論壇改為更加生動活潑的“三人談”，10場下來，幾乎場場爆滿。劉品新覺得，最精彩的莫過于幾位學者對于社會熱點案件的探討。

在那之后，何家弘帶領一些青年學者，在人大成立了“刑事錯案研究小組”。“我們做了實證研究，錯案往往都是多方面造成，不是單一的。老百姓會覺得錯案就是有貓膩，事實上這類案件有，但多數還是因為辦案人員專業水平低，也不敬業。尤其是嚴打、要求限期破案等等。”

有人如此評價：錯案是司法的陰影，而何家弘則是用小說透視司法的陰影。1994年到1998年，他一下子寫了5部小說。其中最后一部屬于另一個系列。當時他覺得中國特別需要普法，就在《北京晚報》寫《法院雜談》，后來《貴州晚報》找到他，想仿照《蘇菲的故事》，出一套法學解讀小說。他們找了很多法學家來寫，但最終只出了兩本——一本是何家弘《黑蝙蝠·白蝙蝠：證據的困惑》，另一本是中國政法大學皮藝軍教授的《在天使與野獸之間：犯罪的通話》。

在這些小說里，他花了很多筆墨設計小說的主角洪鈞律師。他很注重律師的調查取證，因為他發現現在的律師只熱衷于“在法律上怎么找出毛病”，而“調查取證需要扎扎實實的工作，很多律師卻不愿意做。”

很多人都發現，洪鈞從經歷到性格，其實都很像何家弘自己。他解釋，“洪鈞身上確實有我的影子，但不能說我就是他，或者說他就是我。他是我小說中的人物，他應該是中國律師的一個模范，中國需要這樣道德高尚的律師?，F在這樣的律師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很多律師也在倡導‘君子律師行天下’。”

1998年，《人生情淵：雙血型人》在中國公安大學于洪笙教授主持籌辦的“首屆偵探小說大賽”中獲獎。一年后，何家弘接到一封來自法國的信，一個叫瑪利亞·克勞德的法國人，想把他的小說當作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于是，何家弘的4本小說被翻譯成了法語，隨后有被翻譯成其他語言。

直到現在，何家弘的小說名揚海外，有研究者將他與《朗讀者》的作者、同為法學家的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論。何家弘記得，2004年，他正在國外主持一個研討會。一位葡萄牙女學者找到他，說自己的發言就是講他的小說的——《從文學看中國的法制》。

大赦天下貪官換取今后的廉政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不再憂殤；/從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從個性壓抑到物欲張揚；/一樣的潮起潮落，一樣的云卷云長；/肅貪反腐再貪腐，清污除垢更骯臟。

完成第五部小說后的許多年里，何家弘沒有再把洪律師的故事寫下去，只是做法學研究、帶研究生，當年的“文學夢”也漸行漸遠。

2006年，最高檢在全國選了3位知名法學家掛職做高級檢察官，何家弘成為其中之一。他被任命為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從學者變成了官員。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了解官場。“他們叫我何廳長，開始不是太習慣。但他們覺得你是我們內部的人，什么話都跟你講。特別是瀆職案，有時候和腐敗案是連著的，究竟怎么查，查到哪？有時候真的覺得有的地方說‘無官不貪’有點過分，但確實是（很嚴重）。所以我就想，中國怎么辦？”卸任之際，何家弘曾對記者說，“官場經歷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閱歷，等退休了要寫進自己的小說。”

在1990年代，何家弘就已經開始思考中國的腐敗問題，那時候他正在寫他的第四部小說《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在小說里，他提出腐敗是“人生怪圈”的概念：“腐敗、反腐敗再腐敗，不行就垮臺，上來一伙人再腐敗。”循環往復，仿佛是一個永遠走不出來的怪圈：“反腐敗，你說起來容易，我們以前的基本政策也都是殺一儆百，嚴懲少數人，教育大多數。但這顯然是不成功的。腐敗問題大家都知道很嚴重，像擊鼓傳花似的，最后落在誰手里誰倒霉，我覺得這不是辦法。”

2008年春節前后，何家弘在《法制日報》上講述自己做的一個“怪夢”：他夢到自己成了一個“道德并不敗壞”的貪官，“知道中國必須反腐敗”，但只能繼續編織關系網，“千方百計不要讓那反腐敗之劍落到自己的脖子上”——直到他聽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大赦天下貪官’”。

這是何家弘“以半文學的方式”提出的一個破解腐敗怪圈的設想。他提出國家可以出臺規定：“凡是在規定期限內如實申報全部家庭財產而且在申報之后未犯新罪的國家官員，其申報財產視為合法財產，不受追查”。同時“成立獨立而且垂直領導的反腐敗調查機構”，嚴格查處此后發生的腐敗犯罪案。

其實他的設想也借鑒了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之初的思路。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隊伍腐敗成風，廉署成立的第三年，上千名警務人員包圍廉署，港督不得不宣布大赦1977年前的警察貪污案，以換取今后的廉政。

這篇文章一出，引來一片罵聲。人們覺得，對貪官就得殺無赦，何家弘的想法只能是“癡夢”。他不甘心，一下子連寫了7篇《怪夢七夕談·反腐敗的心聲》。他的“癡夢”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2012年9月央視的新聞節目中，一位學者在發表觀點時，同樣提出了何家弘當年以“妥協”換取“廉潔”的設想。

不過，在此之后，何家弘也跟一些人談過他的想法，對方也認為想法挺好，也承認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學者，但說他不懂政治——因為沒有人敢做出“大赦天下貪官”的決策。

“我覺著作為學者有時候也得承認，好像你能做很多事、好像你說了就能管用，但其實即便已經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有時候說的話其實什么也不是。因為真正決策的人，考慮的不是你說的這些問題。他們不是不知道你講的道理，但是政治決策不是按照你那個邏輯去思維的。”何家弘說。

當癡則癡，當醒則醒

我需要一個信仰，以使我走向高尚；/從圖騰幻化到神明凡像，/從深山古寺到鬧市圣堂；/一樣的五體投地，一樣的心靈閃光；/上帝佛祖難求見，誠真和美共善。

何家弘人生格言是“當癡則癡，當醒則醒”，現實是醒，文學是癡。法學的現實和文學的浪漫，在他身上共存。他也覺得自己的想法“實有些癡”，便開始在小說中演繹他的夢想。

“我們做法學研究時，發現中國不是制定點法律就能實現法治。中國人缺少法治的傳統，無論行為還是思維習慣。”

何家弘開始從法學重新走向文學。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決定給他出文集，第一個系列就是把小說重新出版。他開始重寫那些小說，把多年法學研究的心得也寫進去。他把5部小說改寫成了“三罪”“兩無”：《血之罪》是刑事錯案讀本，《性之罪》是證據調查讀本，《X之罪》是瀆職犯罪讀本，《無罪貪官》是腐敗犯罪讀本，《無罪謀殺》是刑事證據讀本。

在文學世界里，何家弘構建了一個“烏托邦”：在將第四本小說《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改寫成《無罪貪官》時，描繪了一座腐敗的虛擬城市如何變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在改寫小說的同時，他又在人民大學主辦了“反貪碩士班”，這在2010年一度引起輿論熱議。當時最高檢特意派出了8位廳級或副廳級干部擔任導師——其中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李文生，都是他掛職時的同事。

對于自己的雙重身份——“孜孜布道于杏壇的法學家”和“聲名遠著于海外的小說家”——何家弘更喜歡把自己定位為“寫小說的法學家”。他記得他的朋友也曾給他發過一個短信：當下的中國更需要法學家。

何家弘筆下的文學與法學，都寫于他的書房“癡醒齋”。他的那首《我需要一個信仰》也作于此。后來，他把詩發上博客，有人給他留言：“讀著你的詩，卻找不到信仰，感到的卻是蒼涼……”

何家弘覺得，自己面臨著“沒有信仰”的困境。但有時候，他也會說他把法治作為一種信仰，雖然這種信仰很難和一般講的宗教信仰相提并論，“如果一定說我現在信仰什么，那可能就是法治，因為它是我的追求。”

其實他還寫過另一篇文章《一個法律人的信仰》：“作為一名法律人，我信仰法治。我信仰的不是法律，因為法律是現實的而且是不完美的。法治是一種理想和追求，是可以也應該被信仰的。如果我國的法律人——法官、檢察官、律師、執法者、法學教師、法科學生——都能夠真正信仰法治，把它作為一種崇高的追求，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痛并快樂著’地踐行法治，那么，法治中國就不再遙遠了。也許，我不該把這些心里話都說出來，但是我想到了那個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