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選舉政治的新價碼

這是一個“大錢”的時代，美國政治從未像今天這樣熱烈擁抱企業和私人捐贈

美國總統選舉，開支逐屆遞增，2000年為31億美元，2008年已攀升至53億美元。今年的數據尚未公布，但再創新高毫無懸念。無論奧巴馬還是羅姆尼，在競選如火如荼之際，為籌集捐款而召開的私人聚會，都遠遠超過為吸引選民關注而舉行的公開活動。

這是一個“大錢”的時代，美國政治從未像今天這樣熱烈擁抱企業和私人捐贈。有人說，這是件好事，因為金錢是民主實踐的關鍵；也有人說，這太糟了，因為金錢是孕育腐敗的溫床。

“大錢”時代

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前聯邦選舉委員會委員、共和黨人特雷弗·波特認為，政治充滿了銅臭味，不管是國會議員還是總統，接受的捐贈越多，腐敗的幾率越大；太多的利益集團正打著愛國的旗號，試圖改變選民對能源、醫療和國防的觀點；如果不滿足那些慷慨解囊的財團、富豪的愿望，他們可能連合眾國的“國父們”都敢背棄。

波特是2002年《兩黨競選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動者之一，該法案主張對選舉中大量存在的“軟錢”進行限制，堪稱美國30年來競選融資改革的里程碑。

另一名共和黨人、律師吉姆·波普是波特的“死對頭”。8年來，他致力于將《兩黨競選改革法案》拉下馬，3次將之告上最高法院，并最終獲得成功。

波普對選舉中的捐款限制深惡痛絕。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他還是法律界一名“新兵”時，就在各種場合呼吁取消選舉捐贈限制，并幫一名在校大學生打贏一場官司。該學生因在學生會競選中“開支超過學校規定”而受到起訴。

波普相信，更多的競選開支，更大數額的捐贈，更多財團、富豪以及外部團體的參與，將有助于人們或公開或隱秘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事實上，他不認為美國的民主體制中存在什么“外部”團體，“全民參與”才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

捐款不受限制，勢必造成選舉開支膨脹，波普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大多數人不知道誰是代表自己州的議員，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何黨何派。造成這種“忽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乏關聯度”。而競選開支越高，意味著更多個人化訴求將受到關注，它們往往與選民休戚相關，以此為突破口，選民或會關注其他事務。

若在幾年前，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會對波普的上述言論嗤之以鼻?？蛇@兩年的選舉景觀分明在朝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一些限制企業和社團利用金錢隨心所欲選出或淘汰某位候選人的法律正在被廢除，而新勢力如“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正在迅速壯大。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最早出現于2010年選舉周期?；诱沃行臄祿@示，當時共有84個這樣的委員會，共籌款6500萬美元；而截至今年8月23日，已發展到797個委員會，共籌款3.49億美元，其中60%的資金來自100名捐贈者。波普預言，在未來的選舉周期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將呈幾何級數增長。

由此，他宣稱，繼“鍍金時代”之后，一個新的“大錢”時代已經開啟。

“內”、“外”改革

波特和波普的觀點針鋒相對，究竟誰是真理捍衛者，誰是改革破壞者，不好說。不過，所謂“屁股決定腦袋”，二人的從業經歷清晰地展示了各自立場的形成軌跡。

波普涉足選舉領域恰恰是通過所謂的“外部”團體。1980年選舉前夕，他擔任總顧問的“全國生命權利”組織向選民推介各位候選人在墮胎等社會問題上的觀點。人們普遍認為，里根和12名新共和黨參議員的勝選得益于這個組織的宣傳。聯邦選舉委員會由此裁定該組織違法，波普提起上訴，最終獲勝。此后，波普多次為共和黨選舉效力，但根基始終在“外部”。

波特進入選舉領域比波普晚5年，但一腳便踏入核心部門。時任副總統老布什準備參加1988年總統選舉，他指派波特所在的事務所做先期調研。當時，波特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律師，但后來成為布什競選團隊副總顧問。初選期間，布什的對手帕特·羅伯遜違反規定，利用自己公司的飛機和廣播網絡展開選戰，令波特震驚。即便后來布什勝出，他仍忿忿不平：“布什遵守規則，羅伯特卻公然違規，且不受任何處罰，我們的選舉體系出了問題。”

同一個選舉體系，波普認為它不夠開放，將部分團體拒之門外，他選擇將聯邦選舉委員會告上法庭，從外部實施“打擊”；波特認為它疏于監管，無法保障游戲公平，他決定加入聯邦選舉委員會，從內部予以“修補”。

聯邦選舉委員會由國會創立，主要任務是落實水門事件后制定的各項競選融資法案。委員會有6名委員，兩黨各派3人，所有決議均需多數同意方能通過，可一旦涉及黨派利益，往往陷入僵局，以致于淪為美國政府機能失調的象征。波特曾嘗試改變這一面貌，但屢屢受挫。

1995年秋，波特離開聯邦選舉委員會，到牛津大學教書，同時潛心研究其他選舉制度，希望找到更好的融資模式。重返華盛頓后，他拜訪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得知后者正聯手另一名參議員拉斯·法因戈爾德，欲推動一項新選舉融資法案，旨在禁止“軟錢”，規范政治廣告。此法案正中波特下懷，但憑他經驗，料定難獲最高法院通過。

隨后幾年，他義務幫助兩名參議員改寫法案，使之在2002年終獲通過。這就是《兩黨競選改革法案》。

法案中限制企業和社團提供競選資金的條款引起波普強烈不滿。這個以另一種方式致力于選舉融資改革的對手，憑借同樣執著的精神，促成最高法院于8年后推翻先前決定，宣布《兩黨競選改革法案》中所列限制無效。

對此，波特表示，最高法院的法官們沒有一個參加過公職競選，故而意識不到不受限制的捐贈將引發各種腐??；波普卻認為，法官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決，恰恰說明他們太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了。

在丑聞中前進

政治捐贈并非天生罪惡。從原則上講，接受政治捐贈無可厚非，但實際操作起來卻問題多多。

18世紀中期，當職業政治家代替富人管理國家后，他們很快發現生財之道：讓政治捐贈者擔任政府官員。這么做自然無法保證公務員的質量，但直到1883年詹姆斯·加菲爾德總統遭一名謀官未成者刺殺，美國才出臺防止官員升遷與政治捐贈掛鉤的《彭德爾頓法案》，卻在無意中將政客們推向另一捐贈渠道：大企業。

工業革命令石油、鋼鐵、鐵路、金融等行業欣欣向榮，為獲得優惠政策，尤其是保護性關稅，各大企業不惜向選舉投注重金，種種腐敗，層出不窮，以至于記者戲稱“這名來自標準石油的參議員”、馬克·吐溫在《鍍金時代》里為國會明碼標價。1904年，泰迪·羅斯?？偨y在國會演講中怒斥“腐敗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敵人”。1907年通過《提爾曼法案》，禁止任何企業為自身利益向政客捐贈。

此后幾十年，不斷有新限制出臺，至水門事件曝光，監管力度達到頂峰。這一事件牽出一系列捐贈丑聞，比如用政治獻金換取大使職位、謀求政府提高行業補貼等，共31位來自ITT和美國航空等企業的高管被指控違規捐款。

1974年，國會出臺史上最嚴厲的競選融資規定：要求在總統選舉中公布競選財務報告，同時不但限制競選捐贈，還限制競選支出。兩年后，最高法院駁回關于競選支出的限制，但要求國會必須避免競選過程中出現腐敗。

然而，什么是腐??？明目張膽的賄選自然是腐敗，但更多情況下，它面目模糊，難以分辨。弗萊德·維爾瑟默是“民主21”組織負責人，水門事件后一直致力于加強對政治捐贈的控制。他說：“這是一個合法的受賄體系，復雜而微妙，大家心照不宣。我不必開口說我要什么，因為你知道我要什么。”

政治捐贈的歷史就像一個鐘擺，眼下正朝著放松監管的方向擺動：更多的參與者熙熙攘攘而來，就像波普期望的那樣；同時，更多的腐敗已經蠢蠢欲動，就像波特擔心的那樣。波特陣營斷言，寬松的時代制造丑聞，丑聞成就新的規則——古老的政治周期將再次重復。正如維爾瑟默所言：“看看歷史，競選融資法案的發展總是在丑聞中誕生。”

這就是美國政治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