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馳 祖父不需要刻意紀念

“當你被劃為異類時，你該付出多少的代價？當你懂得路要靠自己去走，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們從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信念：你沒有權利休息，你沒有權利不努力”

在這位七旬老人身上，能感受到久違的大家禮儀：我們在樓下按響門鈴，老人即佇立電梯口，靜候來客；訪談間隙，盡管坐得有數步之隔，他挪動并不輕便的身軀，走過來為我們的茶杯倒滿開水，臨別時堅持送到電梯口看著我們進電梯……

東亞問題研究是他的職業，也是興趣。對于當下熱門的釣魚島、南沙等問題，他有自己的看法：“我們講釣魚島問題，講南沙問題，不是從國際法跟國際政治的角度去講這些問題，都是從歷史去講：‘它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領土。’我們從這一點來捍衛這個領土，來演繹這個領土的意義。這個邏輯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職業工作之外，他最關心的還是近代史、祖父章太炎。

“我們生活在一個他無處不在的家庭里面。祖母很長壽，將近一百歲，在我四十多歲以后、1980年才去世。我們就是在這個家庭當中熏陶而來的。家里每間房里都是藏書，到‘文革’還維持，還有5個客廳。”

這個擁有5個客廳的家，就是章太炎在蘇州錦帆路的住所。章太炎1934年從上海正式移居蘇州，開辦太炎國學講習會，講學和居住都在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在當時還有一個院子，以及一個大花園——當然，現在已經拆得差不多了。

覆巢之下無完卵

幼時，每一個到來的長輩，都跟章念馳說起他的祖父。所有話題都從章太炎展開，談其著作、活動，一切一切。自懂事起，章念馳就意識到自己有一個了不起的祖父。這種影響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在那個年代，他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中學畢業的時候，章念馳的畢業評語寫著：“政治立場模糊，家庭影響不輕。”

特殊的身份，如此沉重的評斷，給他的生活帶來了無盡困擾，荒廢了讀書治學寶貴的光陰。

章門弟子朱希祖的兒子朱偰也有類似經歷。建國后，朱偰任南京大學教授、江蘇省文化局局長。他是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但寫過很多關于歷史的文章。

“像《金陵歷史考》這些東西，沒有人超越他。”章念馳說。

“朱偰的詩詞比聞一多他們都要好得多得多，但他從來沒有從事過文學。道理很簡單，他從小在他父親身邊長大，父親平時灌輸他的東西、詩詞文學，自小耳濡目染。一個人三四歲如果經常接觸這些傳統的詩詞的話，自然而然長大以后會念會作。”

他話音一頓：“朱偰對于保護南京的歷史界做了很大貢獻，不亞于梁思成。最后為了這問題他被打成右派了。后來‘文革’的時候自殺了。遺言說：我沒有錯。”

章念馳感慨：“這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良知。”

覆巢之下無完卵，章門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話下。

首當其沖的還是章太炎。章太炎1936年在蘇州去世后，國民政府承諾為其舉行國葬，但由于日軍侵華，不了了之，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蘇州家中的后花園內。蘇州淪陷后，日軍闖進章宅，看見新墓，疑有陪葬寶物，要強行開挖。留守的老家人奮起阻止，遭到日軍毒打。后來一個日本軍官趕到現場，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喝退鬧事士兵。

數日后，這位軍官還前來祭奠一番，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上寫“章太炎之墓”。從此之后，再沒有日本士兵來此騷擾。

1955年，章太炎被遷葬至杭州西湖邊上，與抗清名將張蒼水之墓毗鄰而居。“文革”期間，紅衛兵一邊歡呼著將章太炎封為“法家”、“最革命派”，一邊將章墓夷為平地，將其遺體曝于荒野，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

1971年，風雨飄搖，周建人路經章墓，看見滿目瘡痍，老淚縱橫。久久佇立后，說：“我相信，我們的民族是一定會好起來的。”

父親章導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被進行“無休無止的勞改”。章念馳在上海求學、工作，大部分時間不能與他見面。

談起那段經歷，章念馳意寄沉慨：“‘文革’的結束，我們比別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種族歧視，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叫家庭的影響，這些東西我們比任何人更懂得。當你被劃為異類的時候，你該付出多少的代價。當這個時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們從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信念：你沒有權利休息，你沒有權利不努力。”

所有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章念馳都品嘗過，甚至更重，因為祖父是“資產階級革命家”。

“我們不愿意再去談這些事。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中華民族自己翻過了這段歷史。但這段歷史會不會重演呢？還是會的。‘文革’重演也不奇怪，再來一次也照模照樣，完全有這種條件——如果我們不記住歷史的話，歷史是很快重演的。”

他明確表態不愿去回憶那段歷史，但多次欲言又止。他記住了歷史，也記住了要往前看。

一個陌生人研究另一個陌生人

1978年，章念馳進入上海社科院，主要從事近代史的研究。對于他來說，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為那“簡直不像歷史”。這種痛苦延續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這部電影，拍到章太炎，說他因《蘇報》案被關在牢里，當他聽到要被釋放時，高興得唱起‘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來，表達了他無限興奮的心情……把章太炎變成那么一個淺薄的、投機鉆營的、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這是非常悲哀的。一百年來，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研究，下降到如此的水平。”

章念馳的悲哀不無緣由。即便是學者的研究，也把更多精力、更多贊譽放到了孫中山的同盟會上，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復會。

“毫無疑問，在如今，被肯定的是同盟會，它是正宗，是孫中山的代表，今天還有巨大的政治影響，我們還要統一戰線，還要統一臺灣，還要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有巨大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人是從事這項工作的。”

在章念馳看來，對于同盟會和光復會在歷史上的關系與貢獻，很多人“說不清”。

“辛亥革命100周年時，稍微可以說一點陶成章是被蔣介石謀殺的，這是辛亥革命90年、80年、70年時不敢說的話。而100周年時，人家開始說，宋教仁也是被他們（陳其美）殺死的。開始把真實的歷史還原。但我們搞歷史的，沒人不知道是陳其美殺死的。我們不至于傻到這些問題都搞不清楚。陳炯明炮轟所謂的元帥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現在出現了一些文章為他平反，來糾正歷史。但是聲音是很微弱的。”

對于從事祖父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強調自己是“一個陌生人研究另一個陌生人”，希望做到“斷感情、汰華辭”——這也是章太炎自詁經精舍時代起就建立的宗旨。談話當中，章念馳極少稱“我的祖父”，而是徑直說“章太炎”。

這個“陌生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補齊。4年前他中風一次，“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就把臺灣問題的研究擱在一邊，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編輯工作上。

中風之前，他朝乾夕惕，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讀書的時間不少于6小時，不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就不心安。他著重提到，自己一步步通過考核成為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參事中惟一沒有大學學歷的人。如今身體狀況不允許熬夜，他覺得“很慚愧”。

關于維新與革命，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君主立憲能促使中國成為第二個英國”的觀點。他承認，近百年來中國人經受了各種革命的副作用，變得討厭革命，但原因恰恰是人們對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不清楚他們的理念，理解不了當時士人對晚晴政府的失望，無法感受到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的悲情。

革命與維新，并非絕對不可變易，要看其是否具備時代合理性。在章念馳看來，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行的就是維新，在當時的情形下，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這跟晚清的革命一樣，都具備歷史的合理性。

“寫這段歷史，不容易，很難。”

沒人比魯迅更了解章太炎

“有學問的革命家”，是魯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對乃師章太炎的評價。這個評價被很多人引用，成為經典。

魯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新近出的《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輯錄了章氏在東京講授《說文解字》時，弟子錢玄同、朱希祖、魯迅三人的筆記，其中記得最好的是錢玄同，其次是朱希祖。章念馳說，“記得最沒有功力的就是魯迅，因為他不是研究這個的。”

章太炎的學問植基于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僅是一部《說文解字》，他就讀了72遍。在《蘇報》案庭審現場，他曾利用小學素養把自己罵光緒的“小丑”二字解為“小孩子”、“小東西”，令法官瞠目。

但在章念馳看來，這并不影響魯迅對章太炎的理解。魯迅對老師的這一評價，有其深意。當時的國民政府，千方百計地想抹去光復會、章太炎對革命的貢獻，于是強調他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把他定位為一個學術上的大儒，否定其革命貢獻。

這種背景下，魯迅執筆為老師辯誣。“為什么魯迅一生很少贊頌孫中山，為什么魯迅一輩子不原諒蔣介石，這都跟他和老師的經歷有關……一部革命史變成了一黨黨史，這是最大的悲哀。”

自然，談到章太炎，不能不談到孫中山。章念馳說，“孫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坐在中間的，從來不會讓在邊上。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都是章坐在中間，孫坐在旁邊。孫中山一生的著作從來沒有請其他人寫過前言序言，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寫的序言。”

章念馳之語并非虛言。辛亥之前，章士釗曾編寫《孫逸仙》一書，他說：“其時天下固懵然不知孫氏為何人也。”孫本人20世紀初期在日本，也并不受留學生、華僑的待見，其間偶然來往的人，對孫也總是“覺得奇怪，要來看古董，并沒有熱心救漢的意思”。因《蘇報》案被囚的章太炎為此書撰寫題辭。而孫中山自此“一經品題，聲價百倍”。

在當時最上流的知識精英中，康、梁把孫視為陳勝、吳廣般的草莽，不與同流。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釗的追捧，孫中山才得以聲名鵲起。不過，正如余英時所言，在革命后期，孫中山變得更加重視會黨人物，對于革命早期的知識精英，則漸漸疏遠。

盡管分歧多多，孫中山病危時，深諳中醫的章太炎還曾焦急地為他開了個藥方，但為時已晚。孫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希望能為其寫墓志銘，認為“其墓志銘唯我能勝，亦只有我有資格寫”。這一意愿因遭到蔣介石反對而作罷。

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人對知識分子的尊重盡管還存在，但已遠遜此前。這也是上世紀20年代末國民政府沒收章太炎祖屋的一個“遠因”。

我們后輩都是庸才而已

日本學者河田悌一稱章太炎為“否定的思想家”。這大概是除了世俗層面的“章瘋子”之外，章太炎的另一著名“標簽”。章太炎在那個時代的學人中顯得“搖曳多姿”：反儒，反立憲，反代議，反袁世凱，反國民黨，反北洋軍閥，反共，反白話文……

章念馳說：“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是很可悲的。作為一個思想家就意味著他要超越一般常人，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個新生事物一些負面的地方。所以他的特點就是早上還在歌頌新的主義的時候，晚上就已經開始反對這個主義后面一些陰影的東西。”

“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沒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貫如一的。”

記者追問：“太炎的各種反對背后，有哪些一以貫之的理念或立場？”

章念馳承認，這是他覺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是那個時代的人的特點，“他們贊成一種新的主張有余，反對負面的東西也非常充分，但他們建立新東西的能力是不夠的。在反對一個舊東西的時候，提供一個新的思想、一個新的邏輯和背景，他們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這一點，他希望為祖父說上兩句，似乎也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即便如此，章念馳還是很自信，認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紀念的，因為自然會有人紀念他。在他眼中，沒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愛這個國家，“愛這個國家的文化，愛這個國家的人民；在學問思想上，章太炎是一座富礦，取之不盡。”

“大師以后沒有大師，大樹底下長不出大樹。一棵大樹底下，多少個時代，都再也長不出一棵大樹，余蔭之下不出大樹。所以我們后輩都是一些庸才而已。”

在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等機構主持的“國學大師”評選中，入選的蔡元培、魯迅等人，是否具有國學大師的能力，都有爭議，惟獨章太炎最無爭議。章太炎歿后，最有能力繼承其學問的黃侃，因為早逝，未能留下專門著作；其次是錢玄同，然而卻早早“背叛師門”，成為“疑古君”（周作人語）。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雖然在學術上成績斐然，然而均未能在氣象上逼近章太炎。

至于今人，則更是自鄶而下。

曾有博士生因為要做關于章太炎的論文來拜訪章念馳。對于章念馳來說，和博士生交流，顯然比接待媒體朋友更舒心，媒體總問些幼稚皮毛的傻問題，更關注那些奇聞軼事。

章念馳說，這些博士生做的論文都很像樣，不過，“他們最后都變成了第二個章太炎，瘋瘋傻傻的章太炎。”

“怎么講？”

“他們大致上不會有什么手段去爭點小權，因為章太炎的學問太深了，要他耗盡所有的精力和能力，所以他們思想是很富有的，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但是呢，普遍就是窮書生。唉。”

（感謝章太炎故居的王永翔先生、費杰先生協助采訪，實習記者羅杵增對本文亦有貢獻）

章太炎有3個女兒、兩個兒子。3個女兒為原配王氏所生，她們名字的讀音都令人非常頭疼：章?（lǐ），章叕（zhuó），章?（zhaň）。王氏去世后，章太炎于1913年和湯國梨結婚，生下兩個兒子，長子章導，次子章奇。

章導和章奇，一個從事土木工程，一個學了化學，都與乃父名世的學問不沾邊。次子章奇1948年去了美國，單身無子，目前已近百歲高齡，在美國的養老院頤養天年。長子章導與母親迎接了新政權的到來，5個子女也在紅色中國里成長，他們分別是：章念祖、章念輝（女）、章念馳、章念靖（女）、章念翔。

3個男孫只有一個兒子，已經快50歲，單身至今，并無子嗣。從傳統理念上來看，太炎的直系后裔，戛然止于曾孫一輩。

章太炎孫輩5人，志業各異，只有章念馳從事的工作與祖父最接近。他出生于1942年，1978年起進入上海社科院，從事近代史研究兼《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此外還擔任東亞研究所所長一職，是上海市政府參事，至今仍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