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 “打入”國民黨內部

“過去我們太神話革命，革命都是人干的，是人就有人的喜怒哀樂優點缺點，這些都會被帶到革命中去”

那年高考結束之后，王奇生就一心回家干農活了。自從1977年恢復高考，他們那所公社高中從來沒有人考上過大學，他沒指望自己成為特例。不想成績一出來，班上有一大批人上了線，考得最好的還去了北大歷史系。

某種意義上說，是他人的不幸成全了他們的好運。“我們那些老師，有很多是被打下來的右派，當時還沒來得及回城，幾年以后全走了。為什么呢？第一是我們接連幾屆考上一大批以后，縣城中學來挖走了一批老師；然后新政策下來，剩下的右派也回城了。”于是這所農村中學的輝煌也就僅限于那幾屆，后來還由高中降格成了初中。

王奇生考了文科班第二名，第一志愿是武漢大學。“選專業的時候，我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就是，武漢大學在湖南招生，哪一個專業招得最多、錄取的幾率最大。（笑）一看，哦，歷史，13個，那就報歷史系。”對一個農村學生來說，首先是要考上大學。他就這樣“現實主義”地走向了后半生的學術路。

那時很少有人讀經濟或法律，主流的學科還是文史哲，許多單位招人也還沒有“專業”概念。“不在乎你學什么，我們單位要一個大學生，或者我們要一個理科的就行了。當時大學生太稀罕，它認為你是大學生就非常了不起了。”

本科畢業后，他選擇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這一次選擇就不是盲目的了。但形勢變化很快。1988年碩士畢業時，正好海南成立經濟特區，大量招人。“大家一下瘋狂了。我的碩士同學百分之七八十去了南方，還有小部分進了中央國家機關。但有些人在中央部委干了三四年也下海了。當時武大歷史系想留幾個碩士畢業生當老師，沒有一個人愿意留，現在博士畢業都很難留得下來。”

“我缺乏冒險精神，性格內向，下海和從政好像都不適合。我是從農村出來的，覺得自己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不擅長和人打交道，心想，跟書打交道相對簡單。”王奇生選擇了去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那里集中保存了中華民國1912-1949年中央政府及其直屬機構的檔案。他與民國史的緣分，就從那時候開始。此后，他又“相對簡單”地讀博士，做博士后研究，在大學任教，研究的題目大多跟民國有關。

在市場經濟時代，研究歷史的學者多是坐冷板凳，很少受到大眾的關注。但2010年，王奇生的兩本書竟意外地受到大眾媒體的“青睞”。一本是《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這本書初版于2003年，2010年出修訂增補本，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0年度華文十大好書之一；另一本是《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被《南方都市報》評為2010年度文化年鑒之圖書。

《黨員、黨權與黨爭》引發的評論五花八門。有人說，初看書名，以為是中共黨史讀物；再看副標題“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才知是講國民黨史；讀完書后，覺得既是講國民黨的，也是講共產黨的。

這本書提出了“弱勢獨裁”的概念：“獨裁政黨亦有強弱之分。……國民黨雖然具有強烈的一黨獨裁和政權壟斷意識，但其‘黨力’相對于中國的國家規模而言并不強大。黨機器長期處于派系紛爭和軟弱渙散狀態，其離散而有限的‘黨力’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它‘訓政’的力度。國民黨只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

以往國民黨史研究關注“黨治史”——國民黨控制和行使國家權力的歷史；而王奇生著力的是“治黨史”——國民黨組織建設、管理以及演變的歷史。國民黨的組織結構、黨員的社會構成、黨政關系、政治錄用體制……在他看來，這些貌似瑣碎的內部拆解是理解國民黨的必經之路。他努力成為一個“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人。

《革命與反革命》本是一部論文集。一般而言，論文集的銷售預期只有兩千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它竟然成了暢銷書。在王奇生的敘述中，革命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的主軸。在20世紀上半期，先后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三次革命連環而遞進，總認為前一次革命不徹底、不成功，還要“再起”革命。于是革命不斷推進，一次比一次急進，一次比一次激烈。王奇生認為，在業已“告別革命”的今天，不能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國人曾經長期沉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成為我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

從普通黨員的角度寫黨史

人物周刊：關于國民黨，研究黨權和黨爭比較多見，你的《黨員、黨權和黨爭》為什么把黨員放在第一位？

王奇生：這些年來我做的是政治史，跟傳統政治史研究最大的差別是我傾向于把政治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做。我們過去的國民黨史基本上是研究高層，研究中央，研究制度變化，很少關注地方層面、黨員層面。一般政治史關注高層，傾向于自上而下；社會史則更關注底層，傾向于自下而上。我希望上、下都能關注到。這本書很多寫的是國民黨的黨員群體：社會構成、地方運作、從政、升遷、錄用等等。過去國民黨史研究沒有關注這些方面，包括共產黨史也一樣。你看我在另一本書（《革命與反革命》）里寫的中共黨史，跟過去的完全不一樣，也是在普通黨員的層面上來寫黨史。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嘗試重寫黨史。

人物周刊：這種重寫能被學界接受嗎？

王奇生：除了普通黨員的層面，我還從地方和基層的視角來寫黨史。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國民黨基層政權，這是我的關懷之一。我們過去的黨史沒有關注到活生生的人，比如他們為什么要加入黨，出于何種考慮，是真信仰，還是被裹脅，或者利益驅動？普通黨員在黨里面的作用，作為黨的組織細胞，他們在黨內是怎么活動的，白色恐怖下如何生存，真的一個個都是那么堅強或視死如歸嗎？我曾經寫過一篇1927-1931年間中共廣東地下黨的論文，材料全部來自中共內部文件，內中探討了黨的組織在極端嚴酷的政治環境下如何應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何具體地貫徹到基層，在貫徹和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什么問題，發生了什么變異，黨的組織與意識形態如何與底層鄉土社會互動？內中提到地方組織“拉夫式”吸收黨員，黨員被捕后大批叛變，或暴動失敗后大批脫黨等，是十分普通的現象。文章發表之后，當時我所在研究所的黨委書記就批評我，說為什么要寫那些，他認為那是中共的陰暗面。

我說把這些呈現出來，恰好證明我們的革命多么不容易。這才是革命的真實情形。你都想象不到那時叛黨是多么嚴重。當時廣東的組織，不僅是普通黨員，也包括各級干部，從省委到下面的縣委，被捕叛變嚴重威脅到黨組織的生存。組織不斷被破壞，而且很奇怪，那些共產黨員跟國民黨斗爭時，非常勇敢，而被捕叛變后，又立馬成了堅定的反共分子，帶著人到處去抓過去的同志。這也反過來證明那些堅定的革命者是多么可貴，多么不易。革命也是大浪淘沙，最后方顯出英雄本色。我覺得這根本無損于黨的形象。過去我們將革命過于神化了。其實革命都是人干的，是人就有人的喜怒哀樂，優點弱點，這些都會帶到革命中去。其實革命極其復雜，也極其艱難，包括早期革命經費的籌措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的書里寫了錢對五卅運動和之后上海工人運動的影響。

王奇生：過去我們只談革命不談錢，其實，革命需要巨額成本，沒有錢根本就成不了事。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一個重要職責是四處籌款，籌到一筆錢，購買一批槍支彈藥，暴動一次，然后再籌款，再暴動。中共能夠崛起，跟錢有莫大的關系。陳獨秀時代，中共的經費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蘇俄、共產國際，一是來自國民黨。當時在國共合作的名義下，一批中共黨團員替國民黨辦黨，自然也從國民黨黨部領取部分經費。相比之下，當時跟共產黨幾乎同時（1923年）成立的青年黨后來沒能成氣候，因素固然很多，錢是關鍵因素之一。青年黨跟共產黨都有一批骨干是從少年中國學會里出來的，而且要說“主義”的吸引力，當時青年黨標榜的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比激進的共產主義有更廣泛的接受群體。但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得到蘇聯的政治指導和經濟援助。相比之下，青年黨除了勉強辦一個雜志進行宣傳外，沒有更多的錢干別的事。

五卅運動是中共領導的第一場具有全國性規模和影響的群眾運動，期間數十萬工人持續罷工數月之久，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歷史上亦屬罕見。但我們很少注意到，數十萬罷工工人靠什么維持生活？主要靠捐款。據統計，五卅運動期間，國內外各方為支援上海工人罷工而募集的捐款，超過300萬大洋。300萬大洋在當時大約相當于中央政府全年經費開支的一半。

從國民黨容共到共產黨容國

人物周刊：章開沅先生在給《黨員、黨權與黨爭》寫的序言中提到了一個說法：“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兩黨的組織結構都是模仿的蘇俄。

王奇生：國民黨是由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發展演變而來。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主要有兩大任務：一是聯俄，師俄，一是容納共產黨。孫中山學蘇聯，誰幫他運作呢？是共產黨幫他運作。孫中山的黨原來長期在海外，一直到1924年改組時，除了廣東以外，其他省，國民黨的組織根本就沒有建立起來，這時共產黨就很有遠見：趁國民黨改組，趕緊加入，先幫它把地方組織建立起來。像湖南、湖北、北京這些地方全部是共產黨幫國民黨建立組織。等到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有一半代表是指定的，另一半由地方推選。很多地方是共產黨建立的組織，當然推上來的是共產黨。所以，毛澤東參加了國民黨的一大，并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不久還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代理）。此外，孫中山還任命中共黨員譚平山做第一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所以國民黨1924年改組后，用陳獨秀的話講，“國民黨的地方組織，我們替他包辦了”，大部分控制在中共手上。

人物周刊：孫中山為什么會選譚平山做組織部長呢？

王奇生：第一，因為孫中山自信。他覺得不管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只要我在，就會聽我的，他不擔心譚平山不聽他的；第二，他也覺得國民黨暮氣沉沉，共產黨朝氣蓬勃，想找一批年輕人來幫他做事。改組之后，那些國民黨元老都想在中央謀職位，中共就在地方上迅速發展組織，國共合作形成高層由國民黨控制，地方由共產黨控制的局面。群眾運動也是這樣，國民黨人都想做官往上擠，中共中央就命令共產黨員往下鉆。早期共產黨確實有一批非常有理想的青年，真想干事情，就一頭扎進去搞群眾運動。到1926、1927年，局勢就發生了逆轉，這哪是國民黨容共，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共產黨容國。當時蔣介石說，我再不分共的話，國民黨就會被共產黨吞并掉。事實確實如此。

人物周刊：當時兩黨各自有多少黨員？為什么國民黨容共會變成共產黨容國？

王奇生：1927年國民黨黨員號稱100萬，共產黨將近6萬。但國民黨的100萬是有很多水分的，這些人都是共產黨發展過來的，來者不拒，進來以后我再選好的加入共青團，在共青團里再選好的加入共產黨，層層選拔。所以當時國民黨自己也承認，一個共產黨抵得上國民黨十個都不止。為什么后來中共還是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在沒有武力上。蘇聯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沒必要建立職業性的軍隊，革命黨建立職業軍隊負擔太重，養不起。所以中共一開始也學蘇俄搞暴動式的革命，陳獨秀時期中共根本沒想建立自己的軍隊。但群眾運動再厲害也經不起武力的鎮壓。

蔣介石黨內排名的變化

人物周刊：從孫中山去世到蔣介石上臺，這里面也有許多變數。

王奇生：孫中山去世是1925年3月12日，“中山艦事件”是1926年3月20日，這一年零八天，對國民黨最高權力格局來說，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孫中山死的時候，蔣介石在黨內的排名最多是第5，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都排在他前面。這時候他沒什么野心。

孫中山北上時，讓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所以孫中山死后，國民黨內論資排輩，胡漢民接班是最合理的。但胡這個人性格不好，國民黨內很多人不喜歡他，共產國際和中共方面也覺得他上臺的話會很難控制。所以跟胡漢民交惡的廖仲愷，乘機聯合其他人把汪精衛推上去。胡漢民手下的人就把廖仲愷干掉了。國民黨中央認為胡漢民要承擔連帶責任，就讓他去蘇聯“療養”。

死一個走一個，老五成老三，蔣介石就有野心了。軍隊里許崇智的權力比他大，他跟汪精衛聯手把許趕走了。趕走許崇智后，黨內排座次，汪精衛第一，蔣介石第二。這時蔣的心理就復雜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既高興又害怕。他本來疑心病就很重，再加上黨內有人散布謠言，說汪精衛想用對付胡漢民的手段來對付你。結果蔣介石心理緊張得都快崩潰了。最后他決定先下手為強，發動“中山艦事件”。而汪精衛是書生，不僅沒有對蔣介石采取反制措施，反而一氣之下跑到歐洲去了。蔣介石輕而易舉地奪得國民黨的最高權位。

人物周刊：掌握政權后國民黨要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但按照你的說法，國民黨實際控制的面積和人口是很有限的，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說它是執政黨？

王奇生：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嚴格說來，國民黨從沒有真正統一、控制過中國?？箲鹎八嬲芸刂频囊簿褪墙?，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只算是半控制，廣東當時也有地方實力派，長江中下游這些省也算是基本控制，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基本上是名義上服從而已?？箲饡r期，大半個中國淪陷于日本，還有相當部分成了中共的根據地，國民黨實際只控制西南數省?？箲饎倮?，很快國共內戰，3年下來，國民黨就被共產黨打垮了。所以，國民黨自始至終沒有真正統治過全中國，實際只是一個局部政權。

人物周刊：不管這一國領袖是名義上的還是實質上的，蔣介石必須去考慮怎么治理這個國家。面對割據的局面，他有什么辦法？

王奇生：應該承認，蔣是一個非凡的政治家。他很現實，手段很靈活。他對付地方軍閥，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收買。他在日記里說，凡是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所以很多地方軍閥都是被他用錢收買的。他對付地方軍閥確實還是有他的本事。但他運氣不好，他遇到共產黨、毛澤東這個強勁對手。

蔣介石的自我定位是圣賢

人物周刊：1927年3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跟中共總書記陳獨秀閑談。吳問陳獨秀，你估計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還要多少年，陳說20年。他為什么這么說？

王奇生：這跟共產黨的理論有關。兩個黨的革命理論、革命目標、革命計劃不同。國民黨當時的目標就是推翻北洋軍閥，統一中國。但共產黨另有一套成形的革命理論，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認定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我是無產階級，先幫你完成第一步革命，然后我無產階級再來推翻你資產階級。第一次國共合作，我共產黨幫你國民黨把天下打下來，然后我再來推翻你。1949年國民黨確實是被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當時也有些失人心的地方，但它即使不失人心，按共產黨的革命目標還是要把它推翻。不是因為你腐敗我才要推翻你，而是我共產黨的階級屬性和革命計劃就注定要推翻你。因為你代表資產階級，我代表無產階級。

人物周刊：從蔣介石來說，一定是要一黨執政，完全沒考慮過跟其他黨合作嗎？抗戰結束那會兒，他是有機會搞一黨主導下的多黨合作的。

王奇生：國共關系要是劃分為三個大時段來看是非常有意思的：20年代是黨內有黨（指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30年代是國中有國（中華民國之內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0年代是一國兩制（中共承認國民政府的領導，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及其邊區的合法存在）。

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但主要還是兩黨實力互動的結果。兩黨合作不可能是個簡單的設想，要雙方都能接受，任何一方很強大的時候不可能與弱勢的一方分享。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蔣介石有過一個設想：我不要國民黨了，你們也把自己的黨取消，咱們另外成立一個新黨，共產黨、青年黨，還有其他小黨，全加入這個新黨，然后這個新黨聽我蔣介石。其他黨都同意了，共產黨不同意，這個事情就沒搞成。

國共兩黨有沒有可能和解，劃江而治？這需要對雙方實力對比作出判斷。只有雙方都判斷對方實力相當，才有可能達成和解。但在蔣介石的意識里，一直到1948年都沒有把共產黨放在眼里，很長時間里他對共產黨的實力是有誤判的，認為憑武力，國民黨絕對比共產黨強。所以很難達成和解。

人物周刊：1940年代初閻錫山就對周圍的人說，將來取得政權的可能性共黨是3/6，而蔣介石只有1/6。蔣介石對此怎么看？

王奇生：閻錫山對共產黨的認知應該比蔣介石更清楚，山西跟陜甘寧邊區是緊挨著的。對共產黨根據地的發展情況，閻錫山早就有判斷了。蔣介石就是低估了共產黨，他當時只把這話當作一個笑話寫在日記里，覺得是胡說八道。

人物周刊：事后來看，蔣介石的失敗跟國民黨的虛弱有關系，國民黨方面軍隊是最強的，政府其次，最后是黨。這完全是蔣的責任嗎？

王奇生：實際上也有現實的因素。在孫中山之后，國民黨內是胡漢民跟汪精衛的地位最高，蔣介石很長時間里只被看作一個軍事領袖。一直到1930年代，他在日記里寫，黨內有一種很奇怪的說法，“無胡、汪不成黨”。那就是說胡、汪兩個才是黨內的領袖，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還不如他們。所以蔣介石對黨是有看法的。

而且他畢竟是軍人出身，更信任、欣賞軍隊。他甚至認為如果能把國家按照軍隊的編制組織起來是最理想的。他認為軍隊是最好的組織，即使是列寧主義的組織體系也不如軍隊有效率。他認為只要掌握槍桿子就行了。他有重軍輕黨的傾向。

人物周刊：蔣介石是個基督徒，對中國的儒家傳統也比較尊重。他對自己在歷史上的角色是怎么定位的？

王奇生：他的自我期待是成為圣賢。到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他甚至認為自己就是圣賢了。這大概是他狀態最好的一個階段。他沒想到會發生西安事變。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日本打過來，他和國民黨的歷史可能要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