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過眼錄】哲學家李澤厚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有的只是哲學史家，真正能稱得上哲學家的寥寥無幾。然而，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李澤厚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優秀的哲學家。

李澤厚成名于1950年代，以“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思想卓然成家。他從70年代末開始更是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先后提出“主體性實踐哲學”、“積淀說”、和“情本體說”等。他既熟知西學，對康德哲學下過苦功夫，對本土的文化傳統又能深入地把握。難怪最權威的美國《諾頓理論和批評選集》將他作為第一位中國哲學家收入其中，并稱：“李澤厚是當代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奇觀！”

80年代中期，我幾乎是懷著朝圣的心情去見他。當時的李澤厚是青年學子的“思想導師”。我對他的美學著作似懂非懂，受影響最大的還是那三本思想史論，尤其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里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

第一次到訪澤厚在西郊皂君廟的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間清雅整潔的書房里，澤厚穿著一身睡衣見客，神情淡定、坦然，還帶點自負。他不善言談，我問，他答，大部分時間是微笑著聽我說話。

1986年5月，李澤厚參加了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他在大會上并沒有發言。他的性格本來就有點抑郁和孤僻，不喜歡在人多的場合侃侃而談。何況他對文化問題的看法早已見諸文字了。

印象較深的反而是會后的一段誤會：北京來客都被安排住在當時上海最好的錦江飯店。會議結束后，孫長江留下來幫助我們起草給中央的匯報提綱，因此得以在錦江飯店續住。李澤厚有事要在上海留幾天，卻不得不被安排到其他旅館住宿。后來有同事告訴我：李先生很生氣，認為我們是對他降格接待。其實，機關事務局的工作人員并不知道李澤厚何許人也，因此只安排了因工作需要續住的孫長江一人，我會后又忙于起草文件而疏忽了。此時想找澤厚解釋也來不及了，他已打道回府。我只好去信表示歉意。好在他很快釋懷了，仍然支持我們的文化戰略研討活動。

1992年李澤厚離開大陸，遠游美國，在科羅拉多州洛基山下的一個小鎮定居下來。此時我正在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讀書，繁重的課程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所以不僅切斷了和國內友人的聯系，甚至連中文報刊也不讀，中文電視也不看了。直到來了香港，和劉再復恢復聯系，才有了澤厚的消息。1995年，他們兩人合作的《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在香港出版，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四順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而其前提則是“社會穩定”和“生態壞境”。

香港“九七”回歸前夕，李澤厚回北京路經香港，打電話給時任明報集團編務總裁的友人高信疆，說打算在港逗留幾天。信疆正好要出門，知道我和他是故交，就托我去接待。我陪了澤厚三四天，彼此的了解也深了一層。

記得那時候在銅鑼灣百德新街有家很出名的咖啡館。一個慵懶的午后，秋日的陽光懶洋洋地照在身上，我們在那里一邊喝咖啡一邊聊天，直到夕陽西斜。這次是他不停問，我不停答，幾乎沒有沉默的時候。談話的中心幾乎都是環繞國內的政局。澤厚很想知道我對政局幕前幕后的分析。他說，身在異域，異常寂寞，每年秋高氣爽的時候都會回國一次，住上幾個月，見見朋友看看書，打聽打聽京城新聞動態。我笑言：“原來還以為你是象牙塔中人，不料居然對政治也如此有興趣。原來你也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澤厚說自己的態度是“關心政治，但不參與政治”。其實，他和大多數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很強烈的。誠如他后來所說：“我所有哲學建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釋現實和為現實的發展提供思路。”李澤厚對民族有一顆極熱的心和一雙極冷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