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白堊紀文學備忘錄（18）

一個時代的文學病案（1）

流亡的頭顱

流亡是20世紀的一個重大文化主題。在那個被恐懼的陰影籠罩的世紀里，流亡者匯聚成一個龐大的隊伍，他們的名字構成了一個長長的家譜，其中有納粹德國時期的科學家和文學家，有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時期的科學家和文學家。面對過去的土地高昂起頭顱，踏著暴亂的腳步拂袖而去，他們試圖用自己的雙腳，重新丈量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邊界。19世紀的流亡者形象是清晰的，他們是一群自愿的受難者和苦行僧。阿廖沙•卡拉瑪佐夫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日瓦戈醫生是他在20世紀的替身）。但阿廖沙的流亡之路是逆向的，他離開修道院，向人們避之不及的塵世的土地“自我流亡”。就在他流著眼淚親吻那片骯臟的土地的時候，他突然明白了自己雙腳的意義。

20世紀文學中的流亡主題曖昧不明。流亡作家布羅茨基在談到這一主題的時候說，讓我們想一想那些漂泊在公海上的越南難民、聯邦德國大街上的土耳其打工者、向美國偷渡的墨西哥勞工、在石油輸出國卑賤地勞作的巴基斯坦人、穿越大沙漠的埃塞阿比亞人……他們使得一本正經地談論流亡作家的處境這件事變得十分困難，“打工者和各種類型的流亡者們，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領上的那朵蘭花”。因此布羅茨基強調流亡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并警告那些流亡作家，不要“用你的筆友來丈量你自己，而要用人類的無窮來丈量你自己”；因此，“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首先是一個語言事件”［美］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47、59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盡管20世紀流亡者的語言，與真理和自由的關系十分曖昧，但它依然成了舉世矚目的對象。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游移不定的目光，最終停在了華裔法國作家高行健頭上。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公眾神話效應使我們去關注高行健的作品，以及與它相關的精神癥候和語義秘密。長篇小說《一個人的圣經》和《靈山》，自然就成了那些征候和秘密的主要容器。高行健借敘事者的口吻說，《一個人的圣經》是一本“逃亡書”，是他自己的“圣經”，他是他自己的上帝和使徒。參見［法］高行?。骸鹅`山》，204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逃亡”，是高行健的一個關鍵詞?！鹅`山》也是一部逃亡之書。流亡者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