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過眼錄】初識劉再復

文學家劉再復被稱為“漂泊的思想者”是名副其實的。這位80年代的風云人物在海外漂泊了30年。他當初既沒有像某些漂泊者那樣亢奮，后來也沒有像他們那樣頹唐。他始終在創作、在探索、在思考。

去國以來，他把自己一點一滴的思想用筆記錄下來，出版了7卷、數百萬字的《漂流手記》。不僅如此，他還反思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程，和李澤厚一起系統地提出了《告別革命》的主張。不管你是否認同這個主張，至少說明漂泊中的劉再復一直在嚴肅認真地思考。其中有些文字是發表在香港《明報》副刊和論壇版上的。印象最深的是劉再復有關時代變遷的3篇文章。第一篇是《從意識形態的時代到數字的時代》，第二篇是《從反帝救亡的時代到民族自我調整時代》，第三篇是《從史詩時代到散文時代》。再復用文學家的發散式思維闡述宏觀的理論問題，在這個時代的學者中確實是別具一格的。

說起和再復三十多年的友誼，有很多有趣的回憶，但最有趣的則是我們的初識初交。80年代的劉再復已是名滿天下。他當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及“文學主體性”等理論，主張以“人”為核心重建文學觀念，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在文學界引起關注和爭論。他的文學理論著作《性格組合論》幾乎成了當年文學青年人手一冊的“葵花寶典”，被評為1986年全國十大暢銷書之一。

說起這本書還有一段笑話。1986年底上海發生學潮后的某一天，我隨市委書記去高校調研。學校領導人把發生學潮的原因歸咎于思想界的自由化。在一旁的市委秘書長王力平插嘴說，有些壞書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很大，例如有一本書叫《性格組合論》。市委書記問：“什么叫《性格組合論》？”王先生隨口答道：“就是說人的性格有兩重性，一重是人性，一重是狼性。狼性代表了不擇手段地競爭。作者主張釋放這種狼性。”我聽到這段話當場呆住了，問王先生有沒有看過這本書，書中說的好像不是這么回事。書記揮了揮手打斷我的話，表示沒興趣聽我們的爭論。我只好打住了。后來我把這個笑話講給再復聽，他只是苦笑了。

因為劉再復在文化界的影響力，所以我在1985年8月進京尋訪文化名人、聽取他們對上海文化發展的意見時，自然少不了他。在社科院文學所里，第一次和再復的會面印象并不深，也許是他對我這個陌生的文化官員抱有戒心。因此，這次會面自始至終是我說得多，他則大多是含笑不語。然而，他還是答應參加次年春天在上海舉行的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為我們助威。

到了1986年4月間，我給再復發去會議請柬，卻一直沒有回復。直到開會前兩天，外地代表已經陸續報到了，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好在這次文化研討活動得到上海文化界的普遍支持。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郝銘鑒悄悄告訴我：劉再復已應他們之邀來了上海，住在永福路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的招待所里修改書稿。因為不打算參加會議，所以不讓泄漏他的行蹤。我向郝先生打聽再復不愿與會的緣由。他說，是因為知道鄧力群也要與會。農家子弟出身的劉再復性格淳厚，雖然平時待人很謙和，但有時又很倔強執著，黑白分得清清楚楚，幾乎沒有調和的余地。

我連夜趕到永福路招待所，敲開了再復的房門。此時他已經睡下，尷尬地起床招呼我。我看時間不早，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可以保證鄧力群不會來參加會議，代表中央來參加會議的是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然后，我向他介紹了朱厚澤的開明思想和親民作風，勸他百聞不如一見，何不親自去和這位新部長打一次交道，看看虛實。再復見我情真意切，當場答應參加會議。我怕夜長夢多就說：“外面有車等在那里。不如我現在就幫你搬到代表住的錦江飯店去。”就這樣，我連夜把再復“綁架”回來了。

會后再復對朱厚澤贊不絕口，開始建立了他們之間的友誼。3年前，當我把朱部長病逝的消息告訴遠在美國的再復和李澤厚時，他們發來短信稱厚澤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中宣部長”。當然，這已是后話了。

這次初識再復之后，我們成了能夠推心置腹的朋友。不久又各自踏上了漂泊之路，但依然心心相印。他每次來香港，我們都會見面暢敘。每次見面，總是讓我十分驚訝，因為再復每每會有許多獨到的新見解新思想。這對一個古稀之年的老人來說是多么不容易??！

思考著，令人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