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烏托邦中的數學家

佩雷爾曼是一位天才的數學家。國際數學家大會宣布，這位俄國人獲得了菲爾茲獎，他本人卻拒絕出席頒獎禮；之后，因為證明了龐加萊猜想，按照承諾，克雷研究所要頒發給證明者百萬美元獎金，佩雷爾曼又一次拒絕了。

佩雷爾曼的傳記Perfect Rigor，中譯把“完美的苛刻”改為“完美的證明”。作者瑪莎·葛森是個暢銷書作家——女性、猶太人、女權主義者、莫斯科同性戀人權運動活躍分子。寫這本傳記時，葛森沒能采訪佩雷爾曼本人，她把書的開頭部分的重點放在了蘇聯的數學，分析了蘇聯數學的幸與不幸——數學實在艱澀難解，以至于那些習慣了事事指手畫腳的領導人都對數學不感興趣。不受領導重視導致的資源匱乏，卻造就了蘇聯讓人羨慕的單純的數學社會，“與真實世界中任何地方的任何體制都不一樣：在這個純粹的真實價值體制中，學術成就本身就是數學家們的報酬……”

讀完這本書，只覺得那些在佩雷爾曼成長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女人、同性戀、猶太人栩栩如生，卻沒感覺到數學的美。我去問一位年輕數學家，他說，彭加萊猜想、費馬大定理的證明，因過于艱澀，對普通人，甚至普通數學家，都遠談不上優美。

佩雷爾曼的故事源于一個三十多歲的大齡數學女研究生。因該女早已過了婚育年齡，導師一度認為，她已下定決心把一生投入到數學中去，甚至自作主張幫她申請了一個研究職位。就在新的滅絕師太即將誕生之際，該女卻拒絕了這個職位，決定結婚生子。很多年后，女生的兒子長大了，該上五年級了，她帶著兒子找到了那位導師，說：我不能做數學了，這孩子很有天賦，您能不能幫他找個老師？

導師給女學生的兒子找了一個很好的奧數教練，教練說服小孩放下小提琴，至此，世界上再也沒有能夠讓這個名叫佩雷爾曼的孩子從數學中分心的事情了。

有奧數教練的助力，佩雷爾曼考上了當時的數學實驗學校——“第239學校”，這是蘇聯著名數學家、數學教育家柯爾莫哥羅夫一手創辦的超常兒童培訓學校之一。

柯爾莫哥羅夫的數學在二戰時發揮過關鍵作用，所以能得到政府的寬容。對數學，柯爾莫哥羅夫本人就是個天才，他的教育理念是與蘇聯當時基于“統一”的教育體制相左的。蘇聯的主流教育理念主張讓每個人在同一時間、用同樣的課本、學習同樣的東西；柯爾莫哥羅夫則傾向于把高中生根據其在數學上的興趣和能力分成不同的群組，使天分最好、動力最強的學生能夠走得更遠、進步更快。

在柯氏的學校里，學生們學習音樂、詩歌，被帶去劃船、徒步和滑雪。他不喜歡學生們被過多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這種具有“致命的自由主義特質”的學校像個氣泡，抵御住了國家的壓力。

在數學俱樂部里學習數學是佩雷爾曼的業余愛好。他不是個行動敏捷的孩子，鞋帶老是松開，放棄小提琴后，有段時間迷戀過聲樂，但自從聽說了閹人歌手的故事，他就再也不喜歡聲樂了。

他對成績漠不關心，卻迷迷糊糊拿到了一塊國際奧數金牌。

在當時的蘇聯，猶太人基本上沒機會進入一流大學讀書。佩雷爾曼的母親從不告訴兒子關于猶太人受歧視的事實，而有奧數金牌的助力，佩雷爾曼也幾乎無阻地進入列寧格勒大學數學力學系。那所大學的校長亞歷山德羅夫因支持那些“因意識形態不可靠或身為猶太人而受到抨擊的數學家們”而知名。

1982年秋，佩雷爾曼大學畢業，順利升入研究生院。

1989年，當佩雷爾曼忙活他的畢業論文時，蘇聯人民正在觀看他們一生中第一次半民主化的選舉。之后，蘇聯開啟大門，佩雷爾曼去美國學習。他所在的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方形混凝土塔樓里，這種樓與俄羅斯之前30年里建造的大樓幾乎一個樣。佩雷爾曼喜歡走到布魯克林外圍買純正俄羅斯口味的黑面包和發酵的牛奶，把那段路當作一種獨處和鍛煉。

直到證明了那個偉大的定理，佩雷爾曼應該一直覺得，蘇聯體制施加于學者身上的種種不公，以及所有那些意識形態的紛爭，與數學沒有關系。

贏得盛名之后，事情變了。佩雷爾曼把自認為已經足夠的對于龐加萊猜想的證明群發給這個領域的朋友，他覺得已經做完了該做的事兒，然而，事情卻并非如此。大量非數學的事情開始沖擊佩雷爾曼的價值觀。數學不再純潔，它沾染上了政治的卑劣的特征。

據葛森推測，之所以不接受菲爾茲獎，是因為佩雷爾曼認為他們并未聲明“佩雷爾曼已經證明了龐加萊猜想”，而拒絕百萬大獎則是因為他覺得發獎金的克雷研究所反應太慢，沒在應該站出來的時刻站出來。

2005年夏天，已經回到莫斯科的佩雷爾曼跑到研究所的會計室，質問為什么自己的工資卡上多了8000盧布。那是蘇聯數學研究所的慣例，剩余的研究經費會分給實驗室人員。通常，人們知道佩雷爾曼不贊成這個做法，從不讓他參與分錢，這次，有人弄錯了。大鬧一場之后，佩雷爾曼退還了那筆錢。半年后，他辭職了，原因不明。

據說，辭職時，佩雷爾曼對研究所主任說：“我對這里的人沒有任何不滿，但是我沒有朋友。而且無論如何，我對數學已感到失望，想試試去做其他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