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良知與責任

歷史研究有兩個目的：一是還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產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閱大量的史料，披沙瀝金，去偽存真；后者則要有過人的膽識和學養，洞幽抉微，明斷是非。

但對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來說，卻有兩個棘手的問題。從史料上講，大陸和臺灣所存的國共兩黨的檔案尚未全部公開，有些還處于保密狀態，查閱極為不便；從治學上講，在1949至1976年間，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過后，雖經思想解放運動，風氣大有好轉，但受慣性的束縛，有些學者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見，忌諱過多，難以做到實事求是。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思想比較開放，勇于直言，在發掘史料、評價人物和詮釋因果方面，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新觀點，引起了學界和讀者的廣泛關注，袁偉時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頗有影響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開闊，才識過人，早期著作《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路標與靈魂的拷問》（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獨辟蹊徑，撥亂反正，褒者視其為先知，貶者斥其為異端，在當時的近代史研究領域，激起了強烈的反響。2012年9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國》（以下簡稱“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