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親在北大

不知道為什么，在我的兄弟姐妹之間，唯獨我的家庭觀念，會比較薄弱。11歲小學畢業，我就自作主張，要考寄宿學校，希望早日“離開”家庭，過比較獨立的生活。其實是離不開的，不過我的確有這樣的傾向。不說六年中學我都住校，還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就曾經連續三個周末沒有回家，雖然都在同一個城市，交通也非常方便。這并不是我跟家里鬧別扭，而是覺得要這樣鍛煉自己。

至于我和父親之間，也沒有我的兄弟姐妹對父親那么親切。檢討自己，就是不知不覺之中，中了“理工科至上”的毒，幼稚地認為，無論文學、戲曲怎么偉大，也不能富國強兵，小姐下一段樓梯這么點事情，卻可以說唱個半天的評彈，更是沒耐心欣賞。

其實在我就讀北大的時候，父親至少兩次到北大工作。最近看到黃天驥先生寫我父親和董每戡先生的文章《往事未必如煙》（《同舟共進》2012年第5期第56頁），談到1993年，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孫玉石教授來廣州參加我父親從教的慶?；顒?，致詞說“王老師是中大的光榮，也是北大的光榮”。這使我覺得，不應該在拙著《五十年前讀北大》的北大生活回憶中，完全忽略同時期父親曾經在北大工作的事實。不過，中毒“理工科至上”，是后悔不回來的，所以下面的回憶，很慚愧基本上只限于非學術方面。算是略略可以有助于體會一點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其變遷吧。

我父親王起，字季思，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我入學北大以后不久，父親就應邀到北大講學一個時期。父親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