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點】破解中國“三農”難題的四種視角

中國三農問題十分復雜，單獨依靠某一個方面的變革難以成功。以下4個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本世紀以來，在西方工業文明裹挾的大量現代因子的沖擊下，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執政者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并致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正是農村和農民問題決定著中國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框架。20世紀的歷史反復證明：誰抓住了農民，誰就抓住了中國；誰丟掉了農民，誰就會丟掉中國。

我們現在正處于新的世紀，面臨著建設新農村的重要任務。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回顧和梳理歷史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方案，有重要啟示。

制度主義

制度主義將制度作為理解和分析問題的起點和歸宿。其出發點是：利益。這一視角的理論假設是：人的生活境況是由制度造成的，改變制度便可以改變人的生活境遇。

在20世紀，制度主義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主流思路。其代表人物有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等。

早在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就提出民生主義，將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放在突出位置。為此，他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這就需要變革土地制度。他主張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土地改革。這一主張在當時沒有能夠得到實施。后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出了土地革命的思路和方案。正因為土地制度的革命，使“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

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停止制度變革的步伐。當時的執政者認為，必須走集體生產、共同勞動的道路。隨后，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展了人民公社運動，人民公社成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組織形式，其特點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公社制度的后果是農民犧牲太多。盡管全國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從事農業，但最終也未能解決溫飽問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了土地家庭承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農村改革實質上是第二次“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

農村承包制改革以后仍然面臨著長期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性問題，如附加于土地的戶籍、稅收、社會福利等不利于農民權益和農村發展的制度。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著力改變制約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深層次體制問題。最為集中的是“廢除農業稅，建設新農村”。前者標志著社會進步不能再以汲取，甚至剝奪和犧牲農民利益的方式為代價，后者意味著農業、農村和農民要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其納入到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同步發展。

文化主義

文化主義將文化作為理解和分析問題的起點和歸宿。其出發點是文化。由于特殊的歷史、文化和國情，農村和農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終擺脫其依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

梁漱溟堅決不同意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決農村問題。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有其特殊性，以倫理為本位，只有職業之分而無階級之別，只有建設的任務而無革命的對象。

他主張回歸農本，回歸傳統，通過文化復興重建鄉村，通過鄉村重建改良中國。他不僅希望通過鄉村建設使農村擺脫困境，而且將其視為中華文明利益的起點和基礎。為此，他主張知識分子要到鄉下去，實現知識分子與農民的結合。在他的帶領下，一批青年學生在山東鄒平等地開展了長達9年的“鄉村建設運動”。然而這一運動并沒有取得應有的成效。它沒有看到制度革命和土地問題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無法激起農民的熱情。他自己也感嘆“工作了9年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農民還是農民” 。

盡管梁漱溟的思想不合時宜，但仍然有較大影響。1990年代，隨著以市場化和城市化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中國出現了社會分化，農村和農民問題再次凸現，一些人因此對市場化、城市化道路產生懷疑，他們將市場化與城市化視為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的組成部分，認為市場化和城市化解決不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

90年代興起的文化保守主義和回歸農本傳統注意到現代化和城市化中出現的問題，但其主張與梁漱溟先生一樣仍然是一種空想。在現代化、城市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現實的條件下，試圖將農業、農村和農民與現代化、城市化割裂開來既不現實，也沒有理由。

工業主義

工業主義將產業更新作為分析和理解問題的起點和歸宿。其出發點是產業。

工業主義的邏輯思路：中國的問題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為土地束縛；只能通過發展工業，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一可以減輕農業人口壓力，二為農民的生活尋求新的出路；在中國農村本身就有農工兼顧的傳統，由此傳統發展草根工業，逐步走向工業化、城鎮化。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費孝通。

在費孝通看來，中國要走現代化道路，但現代化不是憑空而來，要在傳統的底子上建設。中國傳統鄉村就有農工互濟的特點，要注意這一特點，開發鄉村內部的工業特性。他主張“現代工業技術下鄉”，但要以鄉村為基點。這是因為，中國人多地少，城市和工業不發達，難以容納大量農村人口轉移；二是大量農業勞動力外流，勢必造成鄉村衰敗或者被遺棄。

改革開放初期，費孝通提出了“離土不離鄉”的理念。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與費孝通的理念有直接關聯，并取得相當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蘇省的華西村。

當然，費孝通的思路也有局限性。鄉鎮企業發展是有條件的，即內部有基礎，外部有市場，沒有這兩個條件，發展鄉鎮企業就是一場災難。二是鄉鎮企業的可持續性。從一般規律來看，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不可分離的。這主要在于城市能夠為工業企業提供統一廉價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降低生產成本。孤立分散的鄉村企業缺乏效率和競爭性。伴隨城市化，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可避免。

技術主義

技術主義是技術創新作為分析和理解問題的起點和歸宿。其出發點是技術。

技術主義的邏輯思路：農業落后在于技術落后，為此要將先進的技術用于農業；同時改變農業的組織方式，實行家庭農場為基礎的集約化經營。

中國雖然創造了發達的農業文明，但隨著工業文明的興起，農業相對落后。最開始注意到這一點的是來自于工業文明先行者的西方國家的學者。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卜凱對中國7省17縣2866個農場進行了為期5年的詳細調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國農家經濟》一書。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于農場面積的零細、生產力的薄弱，總根源是人口過剩、人口過密。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是實行人口節制，同時要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因為傳統農業主要是依靠勞動，由此必然增加人口。為此，他將資本引入農村問題的分析。傳統農業的生產要素只是土地和勞動，農業規模小根本無法吸引財富投資于農業。要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業產出，必須改變過剩勞動替代稀缺資本的狀況，將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引入農業。為此，應該大力發展以資本和先進技術為基礎的農場經濟，實行集約化經營。

卜凱在上世紀30年代的見解有相當價值。南京國民政府也試圖運用這一理論，改進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產出。只是，技術改進的措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無法滿足數億農民渴求土地、擺脫饑餓的緊迫要求。但是，技術主義的主張是有前膽性的。中國是農業大國，但是一個農業弱國，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勞動過剩、資本稀缺。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農業有了很大進步，不僅僅在于制度變革，也在于技術變革。

通過對20世紀關于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四種思路的梳理，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

一是中國三農問題十分復雜，單獨依靠某一個方面的變革難以成功。以上4個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二是中國三農問題雖然產自中國，有其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解決三農問題，既要考慮一般規律，也要注意國情。集體化、鄉鎮企業是中國創造，但不能因為中國特色而神化。集約化經營是一般趨勢，但中國國情不同，資本的投入必然減少勞動投入，勞動轉移和農民保障成為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