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迫害與寫作——寫作史小考

寫作者：迫害的主要對象之一

迫害古已有之。所謂迫害，是指個體由于強勢者——無論是來自國家，還是來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會團體或勢力——帶有針對性的暴力或潛暴力行為，致使生命、財產、名譽等遭到侵犯、損害和剝奪的情形。集體迫害實質上是對個體迫害的集合。這里強調受迫害的個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將生命抽象化、符號化。事實上，在歷史敘述中，許多集體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殺和竄改，眾多鮮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簡化為寥寥幾組數字，失去原來的可感性。

集體迫害主要有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兩種。至中世紀，宗教迫害進入極盛時期，宗教裁判所是著名的。近世以降，政治代替宗教成為主角。在崛起的民族國家里，只要沿襲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是其中的一種現代形態——的政治體制，集體迫害事件就不會絕跡，甚至有增無已。20世紀蘇聯的肅反和納粹德國的反猶，論規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異端的故事相形見絀。

除了種族清洗，在社會群體中，具有知識分子意識的寫作者由來是政治迫害的主要對象之一。從西方到東方，這是對女巫、癲僧、史官的歷史性迫害的一種延續和擴大。這些人是天生的異議者，統一意識形態的敵人，他們不但可以作為忠實的記錄者為歷史作證，而且可以作為預言家和鼓動家，影響社會輿情。為了維護固有的政治格局，統治者勢必通過各種手段迫害他們，以期剪除這根社會的大舌頭。

在專制——所謂“開明專制”也是專制——政體之下，寫作者面臨三種選擇：一、跟隨權杖起舞，頌圣成為主流；二、逃避現實，顧左右而言他，最常見是風花雪月，娛樂化，形式主義。這兩種選擇，其實在骨子里是一致的，就是私人利益至上，拒絕承擔社會責任，因此，對他們來說，寫作當然是最穩當的買賣。另有一種選擇，就是直面現實，干預社會，抨擊專制體制，反抗權勢集團。但這樣，寫作便成了一種冒險的職業，輕則失去自由，禁止發表作品，遭到監視、囚禁、流放，重則失去生命。

迫害與寫作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兩者的博弈一直在進行。

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

寫作是需要余裕的，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而且要有相對安全、寧靜的環境。正如蘇聯作家扎米亞京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所說：“要一個作家置身于一年比一年厲害的有組織的迫害氣氛中，從事創作是不可能的。”這里僅就一般文學寫作而言，思想性論著還不包括在內。

在蘇聯，只要“傾向性”被認為出了問題，就隨時有被剝奪寫作機會的可能。真正的作家視寫作為生命，正如扎米亞京所說，寫作機會一旦被剝奪，則無異于面臨死刑。

在出版被嚴格統一控制的情況下，意欲突破查禁的羅網而堅持寫作，對于作家的勇氣、意志和智慧，無疑是一種考驗。

對異見者的迫害，在帝俄時代是有傳統的，但是，人們無法預料，十月革命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迫害竟致于變本加厲。1922年，“哲學船事件”發生震驚世界。在這一驅逐事件中離境的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境外出版了一批論著和回憶錄，評述蘇維埃政權下的人民生活，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境遇，總算保存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在此期間，高爾基主編的《新文化報》發表了在當局看來十分不合時宜的系列時評，結果被“動員”到國外療養，且一去長達十二年，實際上讓他噤聲。列寧去世后，斯大林為了利用他的聲譽，尊之為蘇聯作協主席，帶頭推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打造了一批粉飾性的文學作品。

蘇聯當局掩蓋了所有這些事實，幾十年間，國內對“哲學船事件”一無所知，包括高爾基的時評《不合時宜的思想》成為禁書。相關的檔案材料和文稿，直到蘇聯解體后才得以公開面世。

1957年11月，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說《日瓦戈醫生》，次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蘇聯《文學報》認為授獎是西方的“一次懷有敵意的政治行動”，小說也被《真理報》等指為“反革命、反人民、反藝術”的作品。鑒于作者的“背叛行為”，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開除他的會籍，團中央書記罵他是“一頭弄臟自己食槽的豬”。帕斯捷爾納克被迫作出檢討，拒絕接受諾獎，從此郁郁以終。1929年，扎米亞京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同樣在國外出版，遭到批判后退出蘇聯作協，被列寧格勒作家出版社開除。如果不是高爾基施以援手，讓他及時離境，結果將不堪設想。二三十年代，許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家先后遭到鎮壓，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巴別爾等；或者以自殺結束生命，如茨維塔耶娃。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被開除出作協，上了“黑名單”。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扎鮑洛茨基等人的戲劇、小說和詩作都被禁止上演和出版，甚至被目為“敵人”送至勞改營。在蘇聯，嚴厲的政治文化政策及出版制度窒息了思想，扼殺了獨立、自由的寫作。

大半個世紀的“蘇聯文學”，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宣傳部和作協機關主導下形成的，是配合官方政治的奴隸主義的產物。

但是，蘇聯在氣候最為肅殺的時期，仍然有人堅持嚴肅、真實的寫作，如利季婭。她在1939年至1940年，即寫出反映1937年肅反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一個母親失去獨子的故事。

關于這個小說，利季婭說：“像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那樣的人太多了，幾百萬，但生活在不允許人民閱讀所有文件和文學的時代，幾十年的真正歷史被篡改的時代，他們只能根據個人經歷獨立思考……多年來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寫在中學生厚筆記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沒收全部財產的經歷記憶猶新。朋友幫我收藏筆記本，如果從他家里搜出，他會被五馬分尸。”她最終沒有因為自我保護的需要而擱筆。

蘇聯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于1956年自殺，在遺書中，他這樣描述蘇聯文學界的狀況：“優秀的文學干部在當權者罪惡的縱容下，或被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歷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以想到。”據統計，從1934年蘇聯作協成立到1954年作協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的二十年間，受到迫害的作家至少達二千人以上。剩下的是哪些人呢？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有一個震動一時的講話，他尖銳地指出，蘇聯作協全體成員中有一大批“死靈魂”；至于作品，除了極少數富于才智者外，都是“垃圾”。

斯大林去世后，蘇聯思想文化界進入所謂的“解凍”時期，其實為時十分短暫。由于政治體制并未出現根本性的改革，所謂“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依附這個體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