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字人”陳曉蕾

“如果你吃一盒叉燒飯，10塊叉燒只吃完7塊。你死了，7年后已經化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塊叉燒，埋在堆填區幾十年都不化！”

所認識的同行中，陳曉蕾是極有趣的一個，很有可能也是精力最充沛的一個。不夸張地說，她甚至更新了我對“精力充沛”這個詞的理解。其中一個例子是：2010年，她一口氣出了5本書，同時還開著4個專欄。

作為從業近二十年的“老人”，她的好奇心似乎完全沒有流失。在她嘴里，一切都是那么“好玩”、“amazing”。

以前在報社工作時，只要她感興趣的選題，無論是臺灣風起云涌的教育改革，還是內地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馬不停蹄就飛過去采訪，仿佛只是在尖沙咀、銅鑼灣游蕩。

當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學念的是翻譯專業，卻鬼使神差當上時政記者。工作4年之后，跑到英國讀文化研究。1999年回港，去《明報周刊》做記者，惦記著寫每篇一萬字的專題報道。幸運的是，很快獲得報社信任，大部分選題由自己決定。

教育是陳曉蕾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當時香港正在推行教改，她跑去臺灣看早已如火如荼的實驗。那里的新理念學校一家比一家生猛：“全人”向培育會提問的學生；“雅歌”相信勞動和音樂是教育的基礎，每天早上，一半學生下地種菜，一半學生上課學小提琴；“種子”的校規和課程都是由學生民主決定……比較兩地的教育改革，她寫成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教育改革由一個夢想開始》。

兩年之后，陳曉蕾寫了另一本書《尋找香格里拉》?，F在想來，大陸對香港記者來說是一個太大的存在，所以她覺得那本書“有點爛”。只是有些場景至今歷歷在目。在中甸騎馬上山，跟牽馬的藏族女孩閑聊，說這里真漂亮，應該好好保護。女孩卻說還是香港漂亮。她想起香港有孩子因為生活壓力大跳樓自殺，說在香港生活辛苦，還是你們這里生活舒服。“你知道那個女孩子跟我說什么？——她說，‘可是你可以來這里玩，我不可以去香港旅游哦。’我馬上就shut up了。”

2004年，經歷了SARS期間無休無止的工作之后，陳曉蕾決定放松一下。所謂“放松”，就是去《壹周刊》做旅游專欄記者，一年跑17個國家。“哇，真的好爽，拿公司的錢去旅游！結果整個人都差點累死。”可的確大開眼界。到了華盛頓就寫權力地圖；到了芝加哥就去聆聽爵士樂；到了羅馬尼亞就去尋訪吸血僵尸；到了印度，被老鼠嚇得跳到桌子上；到了荷蘭，聽說當地有個風俗，如果一幢房子空關上一年，每個人都有權利去住，“開了他的鎖，弄壞他的門，沖進去！住進去！”

回到香港，全身都起了紅點，也許因為去了太多地方，感覺身體的不同部位還在不同狀態！

陳曉蕾終于消停了，找朋友開書單，專心讀了一年書。一年后再去《明報周刊》，感覺自己的采訪很自然就有了深度。但兩年后她又離開那里，開始“單干”。

她有過一次失敗的經驗。那是在2008年，她想寫一本關于教育改革的書，跑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體驗生活”。“然后超白癡，早上8點就要到學校，跟學生們一起做操。他們都不肯做，我要跑來跑去叫。我上課要站在桌子上，因為他們都不聽我嘛，結果他們拍照，發上Facebook。我本身就是菜鳥老師，不懂教，又很迷信學生的權利，想尊重他們，每天累得要死，感覺每個孩子都是無底深潭，教了一年我就逃跑了，書也沒寫成。”她也由此知道做記者寫文章太容易，好像一寫出來問題就解決了，實則未必。“學生不聽，難道你寫一篇文章叫他看？不可能對不對？”

好在之后一切都順利起來。就在那年她跟人合寫了講光污染的《夠照》。2010年，《聽大樹唱歌》《一家人 好天氣》《香港正菜》《低碳有前途》排隊進入香港書店（還有一本《生命里的家常便飯》是香港著名烹飪節目主持人“方太”傳記）。這些書或多或少有別人參與，但她自己到底殫精竭慮，“很害怕寫不出東西，就拼死去寫。”

她原是好動不好靜的人，到寫稿時偏偏坐得住。清晨起來后吃過早飯，對著電腦敲上一天，完成了一個章節，晚上一點左右再睡下。“我覺得我真的很喜歡寫稿。所以其實我住什么地方都沒分別，反正都是對著電腦寫寫寫。”

最近兩年，她又各有一本書出手。聚焦于香港廚余垃圾問題的《剩食》收獲諸多贊賞獎譽；以城市綠色生活實踐為主題的《有米》今年5月出版，仿佛是從水泥森林中穿過來的一陣風，帶來田野的清新氣息。她接下來的計劃，是明年寫出第二本長篇報道來，關于“水”。

為何《剩食》

2004年在《壹周刊》工作時，對面就是將軍澳堆填區（垃圾掩埋場）。每天上班陳曉蕾都要經過“環保大道”，身旁同行的卻是一輛輛垃圾車。一年之間更眼看著對面多出了一個山頭：哇，原來香港有那么多垃圾！

這樣的題目當然不可能在《壹周刊》寫。等兩年后回到《明報周刊》，她走訪了全港7個堆填區，扎扎實實寫了篇十來頁的報道《堆填紀事》。用不著疾言厲色，只那些鮮為人知的事實便足夠震撼人心。其中最令她震驚的，是堆填區的大部分垃圾可能永遠不會分解。

香港的堆填區工程聲勢浩大、造價高昂，目的無非制造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眼不見為凈。就像包云吞一樣，用兩厘米厚的巨大黑橡膠把含汁液的垃圾包起來。為防止被垃圾刺穿，橡膠上下都有保護性的墊子。“云吞皮”由地面連到周邊的山坡，包住垃圾后封頂，蓋上厚厚泥土，在上面植草、種樹，并留下抽取氣體的管道，以免垃圾所產生的沼氣發生爆炸。

在報道中，陳曉蕾感嘆：“如果你吃一盒叉燒飯，10塊叉燒只吃完7塊。你死了，7年后已經化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塊叉燒，埋在堆填區幾十年都不化！”

在堆填區，她看見過大貨車停下來，司機從車廂里拉出一棵棵圣誕樹；也看見過無數新鞋扔在地上，因為前一天有鞋廠來傾倒樣品。她是小巫見大巫，環保署的人見過整套的中式古董家私，還見過海關充公的高等級鮑魚。

對人來說，上廁所，和吃東西一樣重要。人所聚居的城市，不斷生產消費，其間制造的廢物要怎么處理？如果處理不好，這座城市能不能活下來？陳曉蕾覺得，垃圾問題關乎香港的生死?？墒?，從什么角度入手報道？

2010年的夏天和冬天，她跑去調查垃圾的類別。香港地球之友的義工拆開5個住宅區的120袋隨意挑選的家居垃圾，她在旁邊拍照片，吃驚地發現食物垃圾在其中竟占到四成。一年多時間里，她實地拍攝飲食店的廚余，訪問一線的工作人員、商界機構、環保團體和學者，終于寫成八萬五千余字的調查報道《剩食》。

酒店的自助餐，隨時會有一半食物剩下，被認為不再適合食用；一家超市扔掉的食品，可以裝滿十多個垃圾箱。一位清潔工告訴她，他的一位同事負責尖沙咀某間商場，那里每天都要丟掉壽司、刺身、牛扒等，有時還有五六百元一盒的螃蟹，結果那人家里基本不用再買食物，面包、牛奶、巧克力，應有盡有。因為貨源充足，嘴也刁了，壽司吃完上面那片魚便扔了。

大部分垃圾都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至少陳曉蕾這么堅定認為。資源變成垃圾，不光是因為香港人不懂珍惜，更根本的是香港整個商業體系都不介意生產過剩。而香港政府應對垃圾的策略，一直偏重于垃圾產生后如何處理臭味和污水，沒有做足功夫，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和充分進行回收。結果香港人均每日制造垃圾2.5公斤，不但多過日本和英國，也遠超韓國的1.02公斤和臺灣的0.95公斤。

間或，《剩食》也落墨于內地客人。一位酒樓經理提到，“同樣是談生意，同樣是公費支付，香港人不會點太多菜，吃剩了會嘗試打包帶走；但內地人，吃剩九成的食物很平常。”還有被訪者說，“和內地客戶談生意，香港同事最后打包食物時，對方帶著笑說：‘你們香港人，真是省啊。’場面好不尷尬。”

陳曉蕾并非只重批評。她也寫了20名受訪者，示范如何減少廚余：有人把吃剩的面包做成布丁，有人化剩菜為高湯，有人理直氣壯去撿別人吃剩的薯條……

如何《有米》

假如你聽說，在香港這個食物幾乎完全依靠外來供應的都市，有人正在嘗試重新種水稻，你會不會視之為一種懷舊夢囈？

2011年初，陳曉蕾還想著做一本介于書和雜志之間的讀物。結果，《6 ISSUE》只做了一期，7月《剩食》出版，反響大好，心想：不做雜志了，就去寫書吧。一年不到她又拿出來一本《有米》。

嚴格說來，這不是她計劃中的“書”，因為沒有像《剩食》那樣做深度調查，而是從她在雅虎、《信報》、《飲食男女》等一年多的專欄里挑選文章，重新編排。“我就覺得，我在報紙雜志，每個禮拜一直寫一直寫，可是它很可能沒有分量，因為在報刊上看的東西你心里不會留下印象。”

陳曉蕾希望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其實香港比想象中的大，而且有豐富的資源。在香港生活，也比想象中有更多的選擇。香港天文臺前臺長林超英（擔任臺長時，他曾在天文臺種水稻）為《有米》寫的序言中提到，直到1980年代香港經濟進入高增長期，本地農田出產的蔬菜仍占港人需求的1/3。隨后30年，內地農產品涌入，香港農業逐漸走向了式微。

而今，在香港的邊緣角落，一些致力于自足生活的人，已試著復耕水稻好幾年了。2010年，長春社、菜園村生活館、另一些私人農場，有幾噸稻米的收成。雖然相比香港人每年消耗的大約33萬噸米，這些收獲太微不足道。然而從城市遷入農村，使荒地重獲生機的嘗試背后，對生活的不落俗套的想象也同時復蘇。

有人在工廠大廈的天臺搭建自己的菜園。有人在沙田山上的鐵皮屋開私房菜館。有人辦綠色婚禮，禮服都是自己做。有人在護士幫助下，于家中自然分娩。有人從大房搬去不到一百平方尺（約十平米）的小屋。更多的人嘗試著各種有機農業。目前在香港，領得有機認證的農場有八十多個，仍然在出產的農夫大約二百人。

陳曉蕾自己，也搬到了郊外的鐵皮屋里。屋外一大片姜花田，早晚花香醉死人。不過更醉人的是鄉郊的人情味。

星期六早上，教鄰居小女孩彈琴。第二天，女孩的父親過來幫忙修整花園，種下一棵檸檬樹、幾株甜蘿卜。晚上，四五戶鄰居每家端出一兩碟菜，在對面的籃球場開“派對”，喝著自釀的糯米酒，談著最近的氣候和收成。

沒人提到錢。

“要怎么生活，很多人其實是猶疑不決的。有人看了書說，我沒想到香港已經有那么多人在這么做。我常常覺得這就是采訪的力量。那些故事不是我編出來的，而是我采訪回來的。我說‘香港很有米’，這是我從采訪得知的，我沒有撒謊。知道已經有人這樣子做過，也許可以讓另一些人多點能量去過自己的理想生活。”

就像書中發起合作種地的賴青松所說的：“10輩子做不了李嘉誠，那就做李嘉誠做不到的事吧，例如放棄財富的追求，那是他一輩子沒做到的。”

（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為采訪提供幫助，《剩食》《有米》由該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