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塔羅,以及賭徒般的戰地攝影師

“他們以為自己年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卻突然有一天被命運拋棄。塔羅已經活過了最艱苦的一場戰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結果被一輛坦克壓倒;卡帕是在最后時刻才接受《生活》雜志邀請去印度拍照的;‘奇姆’死于蘇伊士運河危機,他死時停戰協議都已經簽訂了?!苯邮鼙究瘜TL時,西班牙女作家蘇珊娜·富爾特斯動情地說。

戰地攝影師像在下注的賭徒,選擇下這個注或那個注,也可以選擇不下注

2008年1月,3只裝有127個膠卷、4500張底片的箱子在墨西哥城一個衣柜中被發現。

1936年,卡帕(右)和塔羅在巴黎 

蘇珊娜·富爾特斯(Susana Fortes):西班牙作家,生于1959年,著有多部暢銷小說,代表作《等待卡帕》在2009年出版后,屢獲大獎,同名電影由《盜火線》導演邁克爾·曼執導,計劃今年上映。(黃歡/圖)

這些關于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大部分是初次面世,已經失落了七十多年。它們由3位舉世聞名的攝影師拍攝:羅伯特·卡帕、大衛·“奇姆”·塞伊摩爾與姬達·塔羅。

塔羅于1937年7月死于西班牙、卡帕于1954年在印度支那誤踩地雷身亡、“奇姆”于1956年在蘇伊士被謀殺,3人皆死于戰地攝影工作。

“他們以為自己年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卻突然有一天被命運拋棄。塔羅已經活過了最艱苦的一場戰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結果被一輛坦克壓倒;卡帕是在最后時刻才接受《生活》雜志邀請去印度拍照的;‘奇姆’死于蘇伊士運河危機,他死時停戰協議都已經簽訂了。”接受本刊專訪時,西班牙女作家蘇珊娜·富爾特斯動情地說。“墨西哥手提箱”面世后第二年,她以塔羅的故事為藍本,寫下傳記小說《等待卡帕》,“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向所有犧牲的戰地記者致敬,他們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失去生命,他們讓活著的人在安靜地享用每頓早餐時,知道世界如何開始新的一天。”

卡帕的“未婚妻”

1938年,卡帕隨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斯來中國,擔任其電影《四萬萬人民》的劇照攝影師,在其隨身攜帶的錢包里放著塔羅的照片。在中國,卡帕不時拿出這張照片示人,告訴人家,這是他的未婚妻——只是沒說她已經去世。

“我在《紐約時報》關于‘墨西哥手提箱’的報道中看到塔羅的一張照片。短頭發,像個小孩一樣,她睡在旅館的窄床上,穿著卡帕的睡衣。我當時就好奇,這女人是誰?因為我們都知道卡帕,但沒人知道她是誰。這是張很隨意很家常的照片,當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他就會去拍一張他喜歡的女人睡著的樣子,里面一種很親密的感覺觸動了我。”這是蘇珊娜的寫作源頭,“塔羅是卡帕一生的摯愛,她身亡后,卡帕把自己悶在屋子里15天,完全變了個人。不久后他來到中國拍攝戰爭,因為當初他與塔羅說好要一起到中國的,他當時可能是抱有一種自毀傾向,希望在戰場上有顆子彈結束他的生命,也結束他的痛苦,但他在工作中恢復了新聞攝影師的本性??梢哉f,中國拯救了卡帕。”

《等待卡帕》講述了戰地攝影史上一段浪漫的傳奇。1935年,塔羅和卡帕這兩個流亡中的年輕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女的從事圖片推銷,男的專管影像生產。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卡帕因拍攝《士兵之死》而一舉成名,此時,他的戀人、通曉五國語言、受教育程度比他高得多的塔羅也有種緊迫感要證明自己,她拿起相機勇敢地走向戰場……

1937年7月25日,她在前線戰場受傷,送醫院后當天夜里不治身亡。國際聯盟林肯縱隊一名護士回憶:“當我遇見她時,她渾身上下都是繃帶,意識也不清醒,她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他們管好我的相機了嗎?’她擔心自己丟失了相機。”但作為一個在新聞攝影史上受到忽視的記者,塔羅的工作直到“墨西哥手提箱”的出現才受到正視。

當時和她同在戰場的記者泰德·阿蘭報道稱,“此前塔羅拒絕離開……她終于被說動同意離開這里回巴黎,跳上一輛車的踏板,一輛共和軍坦克駛來,車子一個急轉彎,她和相機從車上被拋了出去。”

1937年8月1日,在巴黎舉行的葬禮上,畢加索、馬爾羅、雷諾阿等人都來到現場表達哀悼之意。這一天也是塔羅27歲生日。雖然她不是法國共產黨員,但法共出資為她在拉雪茲公墓購買了為期100年的墓地使用權。

如今,塔羅被認為是第一個死于戰地的女記者。她不僅是文字記者,也是攝影記者,只是比她年少3歲的情侶卡帕的光芒太過耀眼,在她死后80年,才有機會以自己的職業形象獲得后人足夠的關注。

戰地記者,表面強悍內心脆弱

人物周刊《等待卡帕》開篇幾段摘引很有力量,說說你的選擇與用意?

蘇珊娜:4段話都是關于攝影或戰爭。“如果需要信仰,或許我會屈服于某種宗教??晌沂怯浾?,而上帝只為那些寫社論的人存在”,格雷厄姆·格林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文靜的美國人》里這句話講到了記者職業的本性,講到記者和編輯、寫作的人和提意見的人的區別。第二段主題是戰爭,“一部貨真價實的戰爭史不可能合乎道義……要是一部歷史貌似仁義道德,千萬別信以為真”,美國作家蒂姆·奧布萊恩的《士兵的重負》講述越南戰爭,他對戰爭的定義是,所有戰爭都是惡的、殘酷的,老百姓始終是失敗者,我覺得這講到了戰爭的本質。第三段引自《科曼切的土地》,“陽光明媚的一天,一支香煙,一場戰爭……”作者是西班牙國民作家佩雷斯·雷維特,他的人生閱歷豐富,曾是記者,去過戰地,這句話是戰地記者心情的一種體現。最后一段不用說,必須放上,這是卡帕對塔羅的致辭,《走向死亡》里他寫道,“她在西班牙前線度過了一年并在那個國度獻身。”

人物周刊搜集素材過程中,你對塔羅和卡帕這兩個人物有何更深的認識?

蘇珊娜:我對塔羅有種特別的認同感,我覺得她具有典型性,是我們近代史上特別勇敢、有趣、有個性的一個人物,她也是先鋒性的,不管是攝影還是在對愛情的態度上,她不依賴男人,要捍衛自己的領土。整理塔羅書信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對自己猶太人身份的矛盾心理,她希望成為強悍的女人,從來不哭,不希望自己有弱點,但作為猶太人在那個時代是受到歧視的弱勢群體,她內心很矛盾??ㄅ翆Υ说共唤橐?,他覺得做哪國人民都無所謂。

卡帕還是符合我的想象和期待的。人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我寫的是卡帕這個傳說剛開始創立之時,那時他才21歲,和最后死在越南戰爭的卡帕已是不同的兩個人了。小說里的卡帕,就像所有21歲的年輕人一樣,野心勃勃、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他帥,所以他挺輕浮的。塔羅的死使他成長,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一大挫折。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好多天不出來,朋友們都很擔心,他的人生態度也轉變了,比如開始酗酒,有點頹廢,甚至玩世不恭。很多人說,卡帕一生都沒從塔羅之死中恢復過來,但這并不妨礙他和其他女人交往,其中包括英格麗·褒曼,但卡帕在之后與女人的交往中,不再提起“承諾”這個詞。

人物周刊“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你對卡帕這句名言怎么理解?

蘇珊娜:這在整個新聞業都是標志性的一句話,反映了卡帕個人的選擇和評判標準,也反映了他的人生態度和對待攝影的態度。認識卡帕的一些人后來回憶,卡帕拍照像是賭博,他首先是個賭徒,然后順便是個攝影師。戰地攝影記者像在下注的賭徒,選擇下這個注或那個注,也可以選擇不下注,而卡帕是有賭徒心態的,他永遠選擇沖在最前線,也因為這個原因他拍到了諾曼底登錄的第一手照片。我的朋友認為,卡帕不是思考型的,他是個行動派,他好像看到一幅畫面就知道這是他要拍的照片,有種本能的感覺。

人物周刊你有不少戰地記者朋友,想請你介紹下他們日常生活的狀態、在戰場之外的另一面?

蘇珊娜:這個問題讓我有點為難,因為我的感情史和戰地記者有很深的糾葛。此外我也有不少戰地記者朋友,他們日常生活分為兩部分,不去戰場時,他們過著和所有國際新聞記者差不多的寫稿生活。一旦開戰,例如前陣利比亞或敘利亞戰爭,他們就會去前線。因為他們一直處于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狀態,戰場環境又很危險,等回到家,沙發上一坐,開了電視,他們發現自己無法適應這種日常生活,心理上難免會受到傷害,所以他們很難像一般人那樣成家立業,過上普通人的生活。戰地記者表面上都是全副武裝、無堅不摧的強悍硬漢,為了面對這么殘酷的工作,他們跟所有戰爭保持職業性的距離感,但他們內心有很脆弱的地方,會在你最沒想到的時候表現出來。例如,有的人看到炸彈爆炸或機槍掃射他都能忍受,但過陣子看到一只瘸腿的小狗,他就突然很受觸動,表現得非常脆弱。

(感謝姚云青的現場翻譯,實習生黃一菡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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