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堯 不做辦公室校長

“今天說誰是最好的校長是種人氣競賽，就是誰比較受歡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學生的終身訓練上面有多少影響，要很長時間才能判斷。我想我們的眼光可能要放遠一點，特別是對于教育”

沈祖堯的辦公室不算很大，簡單地分成會客區和辦公區?？繅Σ⑴帕⒅鴥蓚€書架，一個擺放的是醫學類書籍，另一個基本被關于教育理念的著作占據，透露出主人的雙重身份——醫生和校長。

作為醫生，沈祖堯在香港家喻戶曉。2003年，香港“非典”疫情導致300人喪生，工作中被感染的醫護人員，占1700多名感染者的1/4。因為積極投身抗疫，威爾斯親王醫院醫護團隊的領導者之一沈祖堯與另外兩位醫生一同被《時代》周刊評選為當年的“亞洲英雄”。

作為校長，2010年上任的沈祖堯還是新手，卻已在民意調查中蟬聯“香港最佳校長”的榮譽。他如此解釋自己的轉型：“人生就如一場球賽，我愿意用我的下半場，嘗試另一種踢法。”上任第一周正趕上南非世界杯決賽，這位香港中文大學的新校長于是邀請全校球迷在“百萬大道”一起看球。

沈祖堯祖籍浙江寧波，父親出生于上海，全盛時期祖父擁有3家酒店，南京路上的南京飯店即其中之一。1949年，父親只身南下香港，10年之后沈祖堯在此出生。文化人陳冠中曾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坦承，香港“嬰兒潮”這一代人從小信奉“用最小的投資，獲得最優化的回報”。沈祖堯正屬于這一代人。“非典”之前，他用論文的影響指數和籌集的研究經費來衡量自己的成功與否。“非典”期間，冒著生命危險與團隊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薪金、假期、升職變得不再那么重要。

當年在香港大學學醫時，內科醫學老師達安輝（David Todd）教授對教育、科學、服務病人的熱忱，令沈祖堯印象深刻。達教授退休后定居劍橋，一次沈祖堯去探望，并和劍橋大學醫學教授堤莫西·考克斯（Timothy Cox）共進午餐?？伎怂菇淌谡f：“祖堯，你在醫學期刊發表的學術文章，10年后不會有多少人看，但如達教授般的好老師，卻可以令你在畢業30年之后回來探望他，可見教育是有價值的。”

從1985年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教學醫院）擔任醫生開始，歷經中大醫學院講師、講座教授、系主任、副院長、逸夫書院院長，最后成為一校之長，沈祖堯的精力越來越轉向教育。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的本質是“模塑生命，幫助年輕人發展為思想成熟、才德兼備的成人”。“10年之后有誰會記得某所大學排名40還是50？但是，一所大學能培育出優秀的畢業生，則勢將因此在歷史上流芳……”

就像他所說的，好醫生多半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也不想當一個枯坐辦公室的校長，而總是盡可能找機會接觸中大的師生和校友。擔任逸夫書院院長時他就曾帶著學生去北川探訪受傷和流離失所的居民；擔任校長后他又和善衡書院的師生去烏干達的孤兒村與當地人攜手搭建孤兒宿舍。學生們照顧吃奶的嬰孩時，他則為當地人義診。之后，中大推出“博群計劃”，鼓勵學生在老師的協助下，走進社群，親身體會香港、大陸以及世界不同地區的社會問題。

走出辦公室的另一個辦法是寫博客，沈祖堯視之為校長職責的一部分。“學校有兩萬學生，我不可能都接觸。但要是他看我的blog，就會了解我的看法了。”他寫博客的頻率接近每月一篇，包括大學教育的價值和理念、大學排名與優質教育孰輕孰重、求學與做人的關系、中文與英文并重等話題。他頗擅借題發揮，可以從約伯斯說到不必隨波逐流，終身投入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從林書豪說到看淡成敗、寵辱不驚。“學生不但需要學科的訓練，做人方面更需要當老師的給他們一個榜樣、一個方向。我希望可以跟他們分享我的價值觀、人生觀。”

擔任校長之后他也沒有放棄研究工作，而是保留了自己的實驗室和研究團隊。尋找課題，籌集經費，指導團隊，一起分析研究的結果……他戲稱自己是“后座司機”，雖不坐在最前面，卻指示著研究方向。團隊成員有時候太過局限于專業領域，反而不容易看清全域。而他，會提醒他們，“你可以試試用你的技術解答我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在關心這方面。”

有趣的是，沈祖堯在中大做校長，女兒沈詠恩也在中大當學生；他和妻子都是醫生，也許是耳濡目染，女兒讀的也是醫學。“她問我們她想做醫生好不好，我說也好啊，但這是你的決定。她問我讀港大還是中大，我說也是你自己選。我是在港大讀本科，現在做中大校長，不偏向哪一邊。”在兩所學校的開放日他帶女兒去參觀，最后女兒選擇中大。他問女兒，“我在這里做校長，你做這里的學生有壓力嗎？”女兒卻說，“不會呀，人家都沒怎么提到你。”

不需要避嫌嗎？“其實不用，如果她要拿獎學金或參加什么選舉，我肯定不會參與，那就行了。”沈校長很坦然。

對校長來說，人文和科技同樣重要

人物周刊：香港選出一個大學校長的程序似乎跟大陸有所不同，您當選校長經過了什么樣的程序？

沈祖堯：我們有個遴選委員會，里面有校董會主席，有校董會代表——校外的人，也有教授代表和校友代表，好像一共七八個人。先是全球招聘，什么人都可以申請，我聽說大概有兩百份申請書，遴選委員會找他們感覺比較合適的去面試。我不知道他們見了多少人。面試差不多半天時間，每個代表都會有不同問題。有一個問題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你是一個醫生，又搞科研，要做校長的話，可能你就不能當醫生、不能搞科研了，對你來講是不是很大一個犧牲？我說，要是你們聘我做校長，我希望一星期可以有兩個半天去看病，再做一點研究工作。目前為止，每個禮拜六早上我還是在醫院里看病，科研也還在做。我跟我們實驗室的人每兩個禮拜有一次會議。有時國外請我參加學術會議或者講課我也會去。我也寫paper（論文），當然不是在白天工作時，是在晚上或不在香港的時候。我最喜歡在飛機上寫，因為沒有人打擾你。

人物周刊：一個好學者是不是一定能成為一個好校長？或者說，一個好醫生有哪些品質、性情可以在擔任校長時得到發揮？

沈祖堯：好學者當然未必是好校長。我覺得醫學很奇怪，它是一半科技一半人文的學科，所以一個醫生應該對人文和科學同樣重視。單有技術而不懂人性，一定不是一個好醫生；單有人文而沒有技術，那也糟糕。對我來講這是（做校長）很重要的因素。因為中文大學是所綜合大學，我們8個學系里面有一半是人文的，有一半是科技方面的，我覺得兩者同樣重要。另外一點就是醫生常常要面對患者、患者家人，所以我們比較不怕跟人打交道。我想做校長大部分的工作也是這樣或者應該是這樣，無非你面對的是學生、老師、校友以及外邊的人。所以我在遴選的時候就說，我不愿意做一個辦公室里的校長，我很希望能多一點走出去。同學要找我談話，可以??；老師要找我談話，可以啊。

人物周刊：對您來說，做校長和做醫生有什么不同的趣味？

沈祖堯：做醫生最大的滿足，當然就是病人經過你的幫助好轉，然后他真的對你有一種很深的感情?？赡芩v了一句話，送了一點小禮物給你，你就感覺，啊，我做的事情真的對這個人有幫助。做校長我感覺最大的滿足就是學生告訴我：很高興有你做我的校長，你講的話你寫的文章對我有很大影響?；蛘呶以谕饷孀?，他們會跟我點點頭，而不是走過去就好像看不見你一樣。我覺得對校長來說那是很大的肯定。

我也有參加他們的活動，有時他們也來這里喝個茶聊聊天，當然不是每一個同學都是這樣。比如說我跟他們一同到非洲去參加一個服務團，那就有很多機會接觸，回來以后他們有機會就來找我；比如說幾年前我帶一幫學生去北川，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就變成我的老朋友了，我生日他們都會來，跟我聊天、吃飯。有這種informal（非正式）的交流，我還是感覺很高興的。

抗議不是麻煩，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對一所大學來說，硬件和軟件哪個更重要？

沈祖堯：硬件當然是需要的，沒有上課的地方、沒有設備，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難。不過單有硬件沒有軟件是不行的，軟件里最重要的當然是老師，特別是真的喜歡、投入教學的老師。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學生分享他治學的態度，分享他的價值觀。對我來講，我最重要的老師是讀醫學院時的一個教授，但今天你問，他教了我什么醫學，我已經忘了。醫學的東西我真不記得哪一部分是他教的了，可能他教的也是錯了，已經是30年前的東西，現在不一定是這樣了。但他作為一個醫生的榜樣、他的人生態度，對我來講還是很重要的reference（參照）。在我心里，好醫生，好學者，就是那樣一個人。有人說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留下來的就是真的教育，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經沒有了，留下來的你還記得的，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也許就是一兩句話，或者一個印象。

人物周刊：我們知道，國外許多大學，比如哈佛，校長很重要的一個職責是籌款，對您來說也是這樣嗎？

沈祖堯：當然也有這個需要。資源越多學校能做的事情也越多，無論是在教學方面還是研究方面?；I款是我比較重要的工作之一，但肯定不是占最大比重的。

人物周刊：您遇到的比較大的困難是什么？

沈祖堯：大學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所以社會上發生什么問題，在大學里同樣會發生，可能規模不一樣，外面有很大的抗議，我們里面有小抗議。外面關注的問題，貧窮問題，對富人的看法，學校里面也有。而且學校有很多教授對問題的看法更深入、細致。所以我們要面對的問題還挺復雜的。

人物周刊：我知道其中一些抗議是學生發起的，您會怎么看學生的這類活動？

沈祖堯：就這個問題我寫過一篇博客?？棺h作為一種校內活動，我想不是一個麻煩，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學生可以在抗議的過程中學習怎么從不同角度來看問題，視野會變得比較廣一點；同時他們可以學習怎么講道理，而不只是釋放自己的意見。學校也應該這樣看，過去我們行政的方式是那樣，但可不可以有另一個做法，別人可不可以挑戰你的做法，另一個做法是不是更民主？那我們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觀念，去聽聽別人的講法。社會不應該認為“80后”、“90后”就是找麻煩的一代人，而是應該讓他們學會怎么做判斷，希望他們變成更獨立思考的成人。所以我那篇博客的題目就是“This is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all”。

教育的效果要很長時間才能看見

人物周刊：您是30年前讀的大學，現在的大學生和當年相比最大分別是什么？

沈祖堯：我是在港大醫學院念本科。30年前老師跟學生的關系是老師地位高很多。醫學院特別明顯，對老師非常尊敬，老師講錯我們都不會說?，F在我感覺他們比較希望老師是朋友而不是一個長輩，其實學生對老師的尊敬是太少了點。

人物周刊：最近幾年到香港讀大學的大陸學生越來越多，您覺得中文大學的大陸學生和香港學生有沒有什么不同？

沈祖堯：到中文大學來的大陸學生是全國層次最優秀的千分之一，今年我們招收了超過三百個大陸學生，差不多占學生10%，其中有28個省市里考第一名的人。若拿這樣一個高度精英的團體跟普通香港學生比較是有一點不公平的，因為18%的香港高中生可以進到香港的8所大學里來。所以要是你看成績什么的會有點差異，但我覺得這是comparing apples with oranges（拿橘子跟蘋果比）。另外大陸來的學生，你看他連北大、清華都沒有選，一定比較有冒險精神。所以在很多演講、大課上，發問的大陸學生比香港學生多。香港年輕人其實是有點被動的。

人物周刊：您說的是香港年輕人的普遍現象，不光是中大學生？

沈祖堯：對，不光是中大的學生。我想香港年輕人因為家里照顧得很好，所以比較被動。有一份調查說香港80%的學生畢業后不打算離開香港去找工作。為什么？香港很好，家里舒服，為什么我要去其他地方？去大陸我又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他不愿意離開他的comfort zone（溫柔鄉）。

人物周刊：最近幾年大陸對大學擴大招生規模、國家撥款過分集中在少數學校以及大學商業化有許多爭議，中文大學師生似乎也對學校的商業化有過質疑？

沈祖堯：其實大學的商業化不是自發的，我想是整個社會的壓力。舉個例子，我問大陸來的學生，在你們當中有70％是念商學院，為什么不去念醫學，不去念法律呢？大部分學生告訴我，這是爸爸媽媽要我念的，其實我比較喜歡化學但化學賺不到錢。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家庭就有這種價值觀：能賺錢的就是好的，不能賺錢的你念了也沒有用。我感覺大部分念醫學的學生原先的動機不是賺錢，而是為人解除病痛。但他們畢業以后工作一段時間，社會的物質壓力就來了。比如說我跟你是一班的同學，我在醫院里面工作每個月賺四五萬，你一出去就是四五十萬（這里指香港的情況），開的車也跟我不一樣，那我就有壓力了對不對？

人物周刊：香港的大學在亞洲有很好的聲譽，最近幾年還有學校在評選中排在亞洲第一，超過了東京大學等學校，您覺得這類排名的合理性怎么樣？

沈祖堯：是不是合理很難講，香港的大學在排名時有一個優勢。我們大部分大學都是中英文雙語的，而所有排名都偏重英語學校，所以你看世界前100名里有80％都是美國和英國的，歐洲大陸就沒有那么多。但你說德國的大學不好嗎，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不好嗎，肯定不是，但如果它們發表論文不用英文就很不利。我有一篇blog談到了對排名的看法。在我看來，大學有不同形態、不同功能，要是你說只用一個標準就能把全世界所有大學排出順序，那等于說所有大學都要做同樣的事情。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排名只是參考，不能當作標準。

人物周刊：近期公布的一個民意調查，您蟬聯了香港最佳校長，大家為什么會選您？

沈祖堯：其實它怎么樣選法我都不太清楚，只知道可能對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做了調查。我想對排名不必過分重視。

人物周刊：那要衡量您校長做得好還是不好應該用什么方法？

沈祖堯：其實是很難的。我想校長做得好不好不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知道，因為教育的效果要很長時間才能看見。有些我們以前的校長，當年可能覺得他不太好，現在回過頭來看，虧得他那時候有那樣一個做法。今天說誰是最好的校長是種popularity contest（人氣競賽），就是誰比較受歡迎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學生的終身訓練上面有多少影響，要很長時間才能判斷。我想我們的眼光可能要放遠一點，特別是對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