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是他的第一搖籃——文學評論家劉再復談莫言

故鄉和搖籃的饑餓貧困苦難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鄉，他寫的是普遍的人性，還有普遍的人類生存困境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時，旅美學者劉再復正在泰國講課，他于次日到達香港后，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電話專訪。此時的香港，莫言的書一天之內幾乎銷售一空。這些年來，劉再復持續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向瑞典學院推薦中國作家。圍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種種話題，他向本刊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

母語的勝利

人物周刊：您怎么評價莫言的獲獎？

劉再復：這是我們漢語作家獲得的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不管誰得獎，都是我們母親語言的勝利，方塊字的勝利，我們當然非常高興。我們不要被各種政治概念所遮蔽，也不要被各種政治表象所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是個巨大的存在，是個天才級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給馬悅然送了一部《酒國》的復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給他，就復印了。好幾百頁，在復印機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賞《酒國》，整部小說充滿想象力，既充分現實，又超越現實，是典型的魔幻現實主義文本。童年時代的苦難造就了莫言，使他對現實生活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他經歷的饑餓體驗，恐怕中國以外的任何作家都無法跟他相比?？嚯y是莫言的第一搖籃，是他的天才催化劑。

人物周刊：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您認為莫言處在怎樣的位置？

劉再復：現在不要小看中國的當代作家，我一直說中國20世紀有兩次文學高潮，一個是五四時期，一個是80年代。80年代出現了很多很有創造力的作家，我覺得他們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獎，例如李銳、閻連科、余華、賈平凹、韓少功、蘇童、王安憶、殘雪都很杰出。莫言和這些作家都是80年代之子，我相信他們已經進入瑞典學院的視野了?，F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譯問題。

人物周刊：目前中國作家作品的翻譯情況是怎樣的？

劉再復：瑞典評審委員也不是三頭六臂，能讀中文的只有馬悅然一個，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閱讀。所以，必須翻譯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譯得益于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歡莫言，莫言的大部分書他都翻譯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處時，每一次他都談莫言，蕭紅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莫言的瑞典文翻譯主要得益于陳安娜，她是一個很聰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識女性。

人物周刊：除了翻譯之外，還有哪些因素？

劉再復：最主要的因素是作品本身的水平和質量，其次推薦人也很重要。像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就特別喜歡莫言，他真誠地推薦莫言好多年了。

人物周刊：什么人有推薦權？

劉再復：4種人有推薦權：一是大學的文學教授；二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三是國家級作家協會主席；四是相當于作家協會機構的主席，比如國際筆會主席。

人物周刊：您都推薦過誰？

劉再復：我曾經推薦過巴金，但沒有被接受，后來推薦高行健就被接受了。

人物周刊：莫言可能獲得諾獎的消息傳出后，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評，您怎么看文學和政治的關系？

劉再復：我覺得瑞典學院的選擇是超越政治的，僅著眼于作家的文學水平、文學質量。作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瑞典學院不干預這種自由。前蘇聯作家得諾獎的人里面，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但他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確實很好。何況莫言完全是文學中人，離政治很遠也不太懂政治。他渾身都跳動著作家的良心，從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的呼喚，對于數十年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政治荒誕現象，他都給了充滿正義感的回應。如果真要從“政治標準”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紅衛兵有足夠理由對他進行10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處罰。瑞典學院是正確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譴責文學”和“社會批判小說”，而是面對莫言的心靈、想象力與審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寫時代現象時超越時代而進入文學的永恒之維。瑞典學院的院士們擁有清醒的良知，他們對作家只有高標準的文學要求，沒有文學之外的政治要求與道德要求，惟其如此，它才擁有面向全球復雜語境進行擇優選擇的可能。瑞典學院正是透過這種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實文學存在，堅守文學的視野所以才贏得世界的尊重。

我們過去的文學批評最大錯誤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標準主要考察兩方面，一個是作品精神內涵，一個是作品審美形式。惟一的標準應是文學標準、審美標準。既不能設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設置道德法庭，只能做審美判斷。

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人物周刊：您跟莫言有怎樣的交往？

劉再復：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80年代中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當時軍藝文學系主任是寫過《我們播種愛情》的徐懷中將軍，他主持作家講習班，請我去給學員們開講座。

學員里面，當時最著名的是寫過《高山下的花環》的李存葆，他很有才華。此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劉毅然、雷鐸等，他們思想活潑，寫作能力很高。我到美國之后，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葛浩文請莫言到科羅拉多大學演講，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在座的劉再復教授是我的老師。我還送了莫言一頂科羅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特立獨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國看莫言，問我是不是也寫一封信給帶回去。我在給莫言的信中寫道：高爾基說過，托爾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里，肯定是條鯨魚，我希望你在文學滄海中也能成為一條鯨魚。他給我回了3頁紙的信說：你鼓勵我當鯨魚，可是我們社會卻太多鯊魚。

人物周刊：您對莫言的印象？

劉再復：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個赤子，滿心天真；第二印象是：莫言渾身充滿創作活力，很像法國的巴爾扎克（盡管他的創作風格更近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滿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里時，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的老師學生都來聽他講故事。他的故事讓大家目瞪口呆，又讓他們笑得前伏后仰，他真是個幽默大家。他說小時候他和他的同學在高密餓得不僅啃樹皮，還啃煤塊，鄉村小伙伴們個個啃得牙齒都非常堅硬、非常犀利。后來有些人去當電工，電線本應用線鉗剪，他們用牙齒一咬就咬斷了。他媽媽被分配到生產隊磨米，想偷點米出來，可是門口都有人站崗，結果他的媽媽就把米先吞到肚子里，回家后用筷子一撬，吐出來給他們吃，所以，才有了獻給母親的《豐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難的體驗，又充滿了靈魂的活力。我們考察一個作家就要看他有沒有靈魂的活力。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

劉再復：高密東北鄉是莫言的故鄉，又是他創作的第一搖籃，故鄉和搖籃的饑餓貧困苦難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鄉，寫的是普遍的人性，還有普遍的人類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點是，他看到“文革”之后我們整個中華民族被教條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發。從《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喚，生命的燃燒，生命的大覺醒，所以，在十幾年前我就稱他為“最有原創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謙虛地稱我為老師，其實我更多地向他學習。他給我最大的啟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實習記者黃昕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