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國

小說與現實的高密，虛擬與真實的人生，歷史與當下的中國社會，構成了莫言和他的國度

2012年10月12日下午，莫言再次出現在高密這家一夜之間為世界所知的酒店會議廳，召開記者招待會。他穿著昨天那件淡紫色的條紋襯衫，平靜地走到話筒前。最開始的兩個問題來自法新社和路透社，莫言對這兩個問題的部分回答，迅速傳至網絡又迅速消失。“政治不正確”被認為是可能的理由——在他獲獎前后，對他批評最多的是他的政治態度。莫言的回應是，自己的獲獎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而是文學的勝利。

他在頭一天接受鳳凰衛視電話采訪時說：“不管是在網上挺我的，還是批評我的，都有他們的道理，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很快，“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這一截話被挑選出來，放到網上，引發爭議。

10月12日早上，由北京飛往青島的航班上，與我鄰坐的恰好是昨天晚上電話采訪莫言的鳳凰衛視記者，她認為莫言的回答得體，但放到網上后被斷章取義。在這趟7點50分起飛的航班上，坐著眾多媒體同行，他們的目的地是距離青島大約一百公里的高密。在酒店大堂，在莫言居住的小區，記者們在此守候多時，希望能夠與他偶遇，直到記者招待會的時間將至，他們才陸續離開。

莫言在記者招待會上始終沉著以對，有問必答。他的左手一直握著一根紅繩串著的飾物。記者招待會臨近結束，他抬起左手，將衣袖輕輕抹開，露出了袖口下的手表，看了看時間。

如果時間在某個軌道上停留在1976年2月莫言的一次當眾講話上，在另一個軌道上來到此刻，兩幅時空中的畫面將形成鮮明的對比。

手表的國

“在一片掌聲里，我不知怎樣地上了臺。我頭暈，心跳，快要死了似的。”這是21歲的管謨業剛剛參軍之后，作為新兵代表上臺講話時的心情。當他接到入伍通知書后，村里的一位復員老兵告訴他，要想在部隊迅速站穩腳跟，就得寫一封決心書。管謨業記住了這位老兵的教導，一到兵營就趕緊寫了決心書，他獲得了這個上臺講話露臉的機會。

在掌聲還未停息的臺上，他腦子里掠過了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誰見過這樣的大場面了。但這是光榮，是前途，是4個兜的軍裝，是上海牌手表，全鋼防震，19個鉆。”

不知在高密這家酒店的會議廳里，57歲的莫言來到講臺前那一刻腦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時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么質地的手表？

21歲的管謨業“一屁股坐在那把坐過曹副團長、坐過新兵連指導員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紅色人造革面的鋼架折疊椅。他望了一眼臺下，開始低頭念稿子。

57歲的莫言除了看手表，頭幾乎沒有低下過。他已經是見慣大場面之人。高密市一中的校園內有莫言文學館，館里掛著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所拍場景是2011年法蘭克福書展。作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莫言站在臺上微笑，他身邊站著的依次是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這次書展上，當一位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出現的時候，許多中國作家選擇了退場。這也是莫言遭到批評的一次事件。

1976年，念完稿子的管謨業走下講臺，聽到班長低聲對他說：你這個混蛋，徹底完了！他懵了，已經無心觀看接下來的文藝演出?；氐剿奚岷?，追問班長到底是怎么回事。班長說，“那凳子是首長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著講話，竟敢像首長一樣坐著講！你稀稀了（當時的流行語），等著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莫言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我的眼淚刷的就流下來了。我一個老中農的兒子，費了千辛萬苦才當上兵，原本想在部隊好好干，提成軍官，為父母爭氣，與地瓜離婚，誰知道這樣簡單就稀稀了。”

管謨業是那么希望逃離家鄉的土地。他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幸運地逃離這塊土地，我決不會再回來。所以，當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裝運新兵的卡車時，當那些與我同車的小伙子流著眼淚與送行者告別時，我連頭也沒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飛出了牢籠的鳥。我覺得那兒已經沒有任何值得我留戀的東西了。我希望汽車開得越快、開得越遠越好，最好能開到天涯海角。”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東北鄉只有兩百華里的軍營，帶新兵的人說到達目的地時，管謨業深感失望。“這是一次不過癮的逃離。”

管謨業的故鄉——高密東北鄉是一個什么樣的所在？莫言作品和講話中反復提到的“東北鄉”是過去年代的稱呼，現在叫高密疏港物流園區。此地位于昌濰大平原與膠東半島交接處，地勢低洼，河道密集，夏季時常常水澇成災，曾經廣種高稈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的季節，這是一片火紅。

21歲的管謨業在新兵大會上講話后不久，被“發配”到了渤海邊的黃縣。除了站崗就是下地干活，與原來的農村生活相比，沒有更好，反而更差。渤海的風浪中，他已經看不清上海牌19鉆全鋼手表的模樣。

站崗的枯燥生活中，管謨業開始了文學創作。他最早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后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爭而死。”這篇小說寄給了《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表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

手表再次清晰地浮現的時候，已經是1981年。給自己取了筆名莫言的管謨業通過自己的努力寫作，在1981年和1982年之間，于河北保定文聯辦的《蓮池》雜志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和《丑兵》，掙了144元稿費。他用這些錢實現了自己的手表夢。

戴上了手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被文壇老前輩孫犁所欣賞。孫犁對莫言進入更多人的視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莫言的文學時間開始了。

35個人的國

10月11日晚上，作家雷鐸通過手機得知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那是助手發給他的一條短信。他為大學同班同學的獲獎感到高興。雷鐸記得，1984年秋天，他是倒數第二個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報到的學生，莫言是最后一個。他們倆都因為各自的原因而沒有按時到校。

軍藝辦了全國最早的作家班，他們這批軍隊作家被稱為“黃埔首期”。軍隊積壓多年的作家一下子都集中到北京的這個院子里學習去了。能夠進入此地學習，既要有考試成績又要有作品。軍藝文學系主任徐懷中非常欣賞莫言，看了他的作品后，對輔導員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

首期作家班共有34個同學，加上輔導員，一共是35人。有的人在進入軍藝作家班之前就已經成名，比如李存葆憑借《高山下的花環》獲得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已經廣為人知。來自南京軍區的以報告文學成名的記者錢鋼擔任了這個班的班長。

徐懷中給作家班實行的是“導師制”。全國最著名的高校老師、作家、評論家、藝術家被請來給他們上課，這其中有吳組緗、丁玲、王蒙、劉再復、張承志等等。

有時候，徐懷中還會給一些同學上小課。“有一次，他（徐懷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談，談話的內容是文學文本。”當時的中國作家熱衷文本實驗，“兩斯一薩”（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是大家經常談論的作家。

對于文本實驗，雷鐸認為莫言的分寸掌握得更好一些，自己則走得太遠。“這好比一場足球比賽的現場轉播，莫言的度掌握得很好，被納入視野，而且靠近鏡頭。”

開始的時候，莫言處于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最風光的是李存葆，班上還開了他的作品研討會。會上，莫言對李的作品提出了尖銳批評：“我們系里組織討論會，討論李存葆的小說《山中，那十九座墳塋》。我確實感到不好，就把這個小說貶得一塌糊涂，話說得很過分。”

莫言認為那不是小說，更像是宣傳材料。

一個夢成了莫言文學創作的爆發點。某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卜地，陽光燦爛，照著蘿卜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魚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卜，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紅蘿卜在陽光下閃爍著奇異的光彩。”

莫言把這個夢寫成了一篇小說，取名《金色的紅蘿卜》。徐懷中看了之后，將題目改為《透明的紅蘿卜》。莫言剛開始覺得還不如不改，后來覺得改了更好。

《透明的紅蘿卜》描寫了一個“黑孩”的形象，被認為是一個受虐的小孩性意識的萌發。莫言被認為小時候經常挨父親打，留下了陰影。當我在高密東北鄉見到莫言90歲的父親管貽范時，老爺子笑著說，他小時候挺調皮搗蛋的，也就打過幾回。在90歲的管貽范的床頭，放著許多書，老爺子念過私塾，有看書的習慣，但沒看過莫言的書，“他不讓我看。”老爺子笑得很和藹。

高密東北鄉泥土里長出的紅蘿卜幫助了莫言的文學事業。紅蘿卜被認為是男性的象征，對于性的描寫是莫言文學探索的領域。中國有著太長的情感禁錮的歷史，莫言突破了這個禁區。“《透明的紅蘿卜》里有很濃的性意識，這讓作品提供了可以打通全人類情感的基礎。”雷鐸說。

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在1985年第二期《中國作家》上發表，引起巨大反響，京城里的作家和評論家被召集在一起討論這部作品。莫言享受了李存葆剛入學時的待遇。

接下來的創作可以用瘋狂來形容，在這一年里，他在《收獲》、《鐘山》、《人民文學》等多家刊物上連續發表中短篇小說。次年，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探索方向也越來越明確，就像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所說的，他從80年代開始就立足于寫人。在他的小說里，時代背景淡下去，人的味道濃起來。

這個原本希望遠離家鄉的孩子不斷返回高密的土地，他兒時的苦難經歷成了巨大財富，他頭腦中所熟悉的民間傳說，是其他作家所沒有的。“這次諾獎說他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這是非常明顯的。”雷鐸認為，莫言的文學性可以概括為兩個關鍵詞：恣肆和詭異。“魔幻是一個很好的概括，他把人話、神話、鬼話都放在一起說。在真真假假中融入他想表達的東西。比如對官僚主義的譏諷，他就包裝得很好，很有彈性。你說我是在攻擊現實吧，其實是在開玩笑。”

所有的形式技巧最終都落在了人性上，這是讓80年代那批作家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我們在軍藝時常講的，其實就是8個字：上帝情結、悲憫情懷。寫作的時候，‘我’就是上帝，我想讓誰生就讓誰生，想讓誰死就讓誰死，有生殺大權。更重要的是悲憫眾生，哪怕我是揭露你、嘲笑你，骨子里頭也還是希望你過得更好。莫言的創作堅持了這個原則，這大概也是他獲得諾獎的一個原因。”

莫言的勤奮也讓雷鐸印象深刻。“進入創作的火山爆發期后，他是通宵寫作的，經常白天去教室報到一下，就回去睡覺了。他非常珍惜時間，把時間用在聽最精彩的課上。如果哪些課他認為不精彩，他就不聽了，回去看書、寫東西。”

雷鐸說，“莫言平時不吭聲，但突然憋出的一句話，就讓你覺得非常好笑。”某一次，文學系的幾個人跟東方歌舞團的人晚上喝啤酒時發生口角，約好第二天打架。莫言當時在場，他跟同學說，沒關系，哥們，明天我帶刀子去。果然掏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大家靠近一看，才發現是塑料做的。

當時流行一種心理測試，給你一些不規則的圖形組成一幅畫，然后分析你的心理狀態。“有點弗洛伊德的味道。”雷鐸說，大多數同學拼出來的是風景畫，但莫言拼出的是一個看上去在啼哭的孩子。“他似乎有童年陰影，但他跟我們在一起倒是挺快樂的。”

兩年的軍藝作家班畢業之后，同學們編了一本書，叫《三十五個文學之夢》。

紅高粱的國

在高密東北鄉，有一條馬路叫紅高粱大道，再往前走，有青紗路，然后就到了當年電影《紅高粱》的拍攝地：孫家口村。

那里已經沒有高粱地了。其實在1987年拍攝《紅高粱》的時候，那里就已經不種高粱了。為了拍戲，《紅高粱》劇組特地種了幾畝高粱。

《紅高粱》的故事有著真實的歷史基礎?！陡呙芸h志》記載，1938年3月15日，在孫家口，國民黨游擊隊和當地農民武裝伏擊了日本軍隊，隨后日本人進行報復，屠殺了一百多名村民。

在高密東北鄉，莫言的二哥管謨欣向我回憶，當時劇組在孫家口的高粱地拍戲的時候，中午會回到平安莊吃午飯，午飯是莫言的母親做的。有一天吃完午飯，在莫言住的院子里，莫言、姜文、張藝謀光著膀子，與穿著戲服的鞏俐一起合了一張影。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有人將這張照片發到了微博上，然后寫道：如果當時說，你，到柏林拿獎；你，到戛納拿獎；你，到威尼斯拿獎；至于你，去拿諾貝爾文學獎吧。這是一個天方夜譚嗎？

這是1987年的夏天。照片上的這4個人，用了25年的時間，陸續將此天方夜譚一一實現。

1986年是天方夜譚的前奏。莫言在《人民文學》第3期發表了中篇小說《紅高粱》。這一年里，他還發表了6部中篇小說和4個短篇小說。他像轟隆隆的推土機一樣前進。

這一年夏天，軍藝放暑假時，莫言在宿舍寫作。有人在樓下大喊他的名字。“我出來一看，一個穿著破汗衫、剃著光頭、臉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著一只涼鞋，是用廢輪胎膠布縫成的涼鞋，也就是特別簡陋的那種，他的一只涼鞋的帶子在公共汽車上被踩斷了。他說他是張藝謀，他看好《紅高粱》，想當導演。”

兩人在一起只交談了10分鐘，莫言就決定把改編權交給張藝謀。“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實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

《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拿下了金熊獎，給中國電影放了一顆原子彈，其強勁動力將張藝謀、鞏俐、姜文直接推送至世界電影最耀眼的舞臺。

1988年春節過后，莫言回到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許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頭。這讓他意識到：“電影確實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此后，《紅高粱》與莫言在某種程度上被混為一談，這部作品也成為人們給他定下的標尺，丈量他的得失。

2012年10月14日晚上，高密街頭，電影《紅高粱》正在露天放映，那些熟悉的畫面，讓人產生滄海桑田之感。此刻，高密人需要用這經典的畫面來比照“諾貝爾文學獎”這幾個還未使用熟練的字。就如同“高密東北鄉”已經在莫言筆下經歷了創世紀，但經由《紅高粱》的傳播，才開始在世界——這個更大的地理范圍內為人所知。

這幾天的高密東北鄉，全是前來尋找莫言小說原型的記者、文學愛好者和旅游者。歷史的起源總是有著莫可名狀的吸引力，不管是非虛構還是虛構。

1999年10月，莫言來到日本，在京都大學演講時說道：“那是15年前冬天里的一個深夜，當我從川端康成的《雪國》里讀到‘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這樣一個句子時，一幅生動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儀已久的姑娘撫摸了一下似的，激動無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說，我知道了我應該寫什么，也知道了應該怎樣寫。當時我已經顧不上把《雪國》讀完，放下他的書，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筆，寫出了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后，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是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

這篇小說叫《白狗秋千架》。自此，“高密東北鄉”的大旗開始飄揚。莫言像國王一樣招兵買馬，列土封疆。“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喚醒了我：原來狗也可以進入文學，原來熱水也可以進入文學！從此以后，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小說素材而發愁了。從此以后，當我寫一篇小說的時候，新的小說就像急著回家產卵的母雞一樣，在我的身后咕咕亂叫。過去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我成了小說的奴隸。”

莫言曾經在《超越故鄉》里提到過《天使望故鄉》的作者托馬斯·沃爾夫的一句話：“一切嚴肅的作品說到底必然都是自傳性質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實價值的東西，他便必須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經歷。”

現實的國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法新社記者提問時，莫言說：“作家的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運，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些人讀過我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們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是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的不公正現象進行了批判。”

1984年，莫言的四叔趕著牛車給糖廠送了甜菜后回家，在路上被給公社書記運貨的卡車撞死了。對方只陪了3000塊錢就將四叔家人打發，這讓莫言非常憤怒，他曾給大哥寫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討回公道。

1987年春節，回家過節的他在《大眾日報》上看到山東蒼山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因為蒜薹而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因為政府的不作為，蒜薹賣不出去，農民一怒之下燒了政府的辦公樓。

莫言將這兩件事情聯系在一起，以此為基礎，寫出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創作這部小說，他只花了35天時間。他曾經回憶寫這部小說的初衷：“這本書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為此付出點什么，也是值得的。我一貫認為小說還是應該離政治遠些，但有時小說自己逼近了政治。寫這樣的小說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小說中描述的現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樣板。”

1988年秋天，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來中國訪問，找到莫言，希望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此后，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譯者，讓更多的西方讀者知道了莫言，為他日后獲得瑞典學院的認同打下了基礎。

這一年，莫言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碩士班里學習。他當時的碩士生導師童慶炳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后，向本刊回憶了這位學生。莫言的碩士論文《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就是在童慶炳的指導下寫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現實主義，應該說他的起步就是寫現實，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現實主義，他繼承了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又有他自己的創造。他把山東的民間藝術帶進小說中去，形成了新的特點。”

童慶炳非常贊賞莫言的《蛙》。“這是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非常難寫，不了解農村生活，根本寫不出來。”

在高密東北鄉紅高粱大道旁的一個院子里，我見到了《蛙》里面做婦科醫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貽蘭。在現實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給我們講了莫言當初如何從她這里獲得寫作素材的經過。我問她，你怎么看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說，經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個，以前我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對的，現在，我覺得應該改變了。

除了姑姑，對莫言創作影響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大爺爺”。他從小便從大爺爺那里聽來各種故事，這些故事日后成了他的小說之源。“我爸爸曾經跟我說，斗（莫言的小名）將來會成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們能看到。”管貽蘭說。

在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結果的那個傍晚，管貽蘭的兒子王炘開車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給他送一個給小外孫量體溫的體溫計。晚上7點，王炘從廣播里聽到了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上樓之后，他在門口碰到莫言，他說：哥，你太偉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當天晚上6點40分左右，莫言便接到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秘書長的電話，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距離晚上對外宣布獲獎者的7點鐘還有20分鐘，這20分鐘是莫言既能享受喜悅，又能享受平靜生活的最后時間。20分鐘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人生已經被不可逆轉地改變。

他從中國作家中被選出來，站在了燈光耀眼處。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有一批作家，都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人們經常提到的用來與他比較的一位就是他在北師大讀作家碩士班時的同學余華。這個班上的同學還有劉震云、遲子建、畢淑敏等。這是一個作家明星班。

童慶炳回憶：“1988年，我在北師大研究生院擔任副院長時，親自給教育部草擬了這樣一份報告，我認為中國應該發展新世紀的文學和青年作家。各個地方都有很多訓練班，都是沒學歷的，我要求辦一個有畢業證有學歷的、由北師大跟魯迅文學院合作的研究生班。”

這幾天，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接到許多學生的祝賀短信和郵件，“祝賀我的預言實現了。”10年前，張清華就說，10年內，當代作家中，要么莫言，要么余華，將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們業已有大量作品翻譯成世界各種語言，并且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他們倆人的作品最容易為西方讀者和知識界所接納。莫言的小說有著最為濃郁的東方文化、地域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含量，有著最為奇特的想象力，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條規則。余華的小說則總是用了最簡練簡約和最精確干凈的敘事，傳達了人類共同的主題——人性的黑暗與溫暖，他小說中的民族性幾乎被刪除干凈了，但這也使其更具有人類性。一個是加法，一個是減法，殊途同歸。這是我看好他們的理由。”

作為作家碩士班的學生，莫言度過了8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90年代的最初兩年。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分水嶺，作家的地位在此前后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1990年暑假，莫言陷入困惑。“腦子里似乎什么也沒有了，找不到文學的語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創作能力已經徹底沒有了。”這一年，最詭異的是，他用戲說的形式改編了《沙家浜》，寄給《花城》雜志希望發表，結果被退稿。

第二年暑假，莫言去了一趟新加坡，碰到臺灣作家張大春。張大春向他約稿，在臺灣發表。在假期里寫了16個短篇之后，他感到開始恢復講故事的能力。

當莫言在1993年發表了他個人非常滿意的《酒國》之后，四周悄無聲息，人們幾乎把他遺忘了。那個時候，最被人關注的長篇小說是《廢都》和《平凡的世界》。

《酒國》里已經沒有“高密”這個詞匯。莫言構建的王國開始動搖。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文學已經從殿堂里跌落，沒入民間。

荒誕的國

10月11日晚上9點，我在北京乘地鐵回家，車廂里，有人議論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幾位剛結束勞動的農民工上了車，身上沾有泥漬的衣服，靠在車廂壁上，默然看著窗外。

在北京，莫言也經常坐地鐵。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眼里，莫言厚道善良，為人大氣，睿智、樸實而坦蕩。“我多次邀請他來北大演講和開會，有一次是他自己坐地鐵來的，那次地鐵罕見地出現問題，他跑得氣喘吁吁，生怕遲到了，會給會議添麻煩。”

1990年秋天的一個下午，莫言從北京一個地鐵口出來。“當我踏著臺階一步步往上攀登時，猛然地一抬頭，我看到，在地鐵的出口那里，坐著一個顯然是從農村來的婦女。她正在給她的孩子喂奶。是兩個孩子，不是一個孩子。她的枯瘦的臉被夕陽照耀著，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銅器一樣閃閃發光。”莫言的眼淚一下流了出來。他站在臺階上，久久地注視著那個女人和她的兩個孩子。

1994年，莫言的母親去世，他想寫一本書獻給她。當他不知從那兒動筆的時候，想起了在北京地鐵口看到的那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這部長篇小說就是《豐乳肥臀》。

一直以來，張清華都將《豐乳肥臀》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放得很高。“它是關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總括性、總結性的書寫，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書寫了‘中國民間社會是如何在外部力量的侵蝕侵犯下一步步走向解體’的。”

在《豐乳肥臀》里，眾生平等，階級之間的界限不再明顯。小說里，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留下的孩子，小說的主人公上官魯氏都同樣珍視?，F實中，那些思想偏左的老同志們因此感到不爽，憑著自己的關系，告了莫言的狀。

《豐乳肥臀》成為受批評的圖書，上面派來了工作組，對此事進行審查。莫言曾經回憶當時的情形：“他們讓我做檢查。起初我認為我沒有什么好檢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檢查，我的同事們就得熬著夜‘幫助’我，幫助我‘轉變思想’。我的這些同事，平時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根本就沒空看《豐乳肥臀》，但上邊要批評，他們也沒有辦法。其中還有一個即將生產的孕婦，我實在不忍心讓這位孕婦陪著我熬夜，我看到她在不停地打哈欠，我甚至聽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發牢騷，我就說：同志們，把你們幫我寫的檢查拿過來吧。我在那份給我羅列了許多罪狀的檢查上簽了一個名，然后就報到上級機關去了。”

不止于此，上級逼迫他給出版社寫信，將存書銷毀?！敦S乳肥臀》的盜版因此風行，按莫言的說法，起碼有50萬本。在高密市，搭載我的一位出租車司機雖然沒看過莫言的書，卻賣過莫言的盜版書——就是這本《豐乳肥臀》。

莫言覺得自己該離開原來的環境了。1997年，他轉業去了《檢察日報》。

魔幻的國

10月14日，秋陽明晃晃的午后，在高密東北鄉孫家口村的大片胡蘿卜地里，我聽到螞蚱扇動翅膀的聲音和秋蟲的鳴唱，想起《透明的紅蘿卜》里，老鐵匠仰起臉，隨意地哼唱了一句說不出是什么味道的戲文來：“戀著你刀馬嫻熟通曉詩書少年英武，跟著你闖蕩江湖風餐露宿吃盡了世上千般苦。”

田地邊上，秋水流淌，這是《紅高粱》里“我爺爺”狙擊敵人的地方。如今這里有野菊花、蒲公英、玉米、白楊，就是沒有高粱。

一對夫妻在收割地里的大頭菜，這6畝半的大頭菜能給這個家庭帶來一萬塊的毛收入，大頭菜之前種的是土豆，土豆帶來的毛收入是兩萬塊，這3萬塊錢就是他們全年的所獲，去掉成本，一年的利潤是5000元。我問他倆：你們幸福嗎？丈夫說：挺好的。妻子說：夠用了。

“拍鞏俐騎著毛驢過橋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著。”丈夫笑呵呵地說。他知道電影《紅高粱》得了金熊獎，但這幾天在地里忙著干活，還不知道莫言已經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建于清朝的石橋還在，日復一日的勞作在這里從未停止。那些魔幻的現實呢？當我向夫妻倆告別的時候，那位妻子說她是越南人，老家在距離西貢80公里的村莊，1992年嫁到此地。她的身份讓這片土地顯露出了魔幻的一面。

回去的路上，攝影記者指著前方說：快看，快看。一條黃鼠狼跳躍著穿過公路。在中國的傳統故事里，黃鼠狼是神怪的化身。車子繼續往前行駛，這回是我指著天空說：快看，快看。車窗左上方的天空竟然出現一朵七彩云團。加西亞·馬爾克斯曾說，我寫的不是什么魔幻，而是拉丁美洲的現實。莫言也說，“故鄉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的魂魄，故鄉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妖魔與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的內容。”

只是半天的時間，當我們再次來到莫言舊居前，指示牌立了起來，行道旁新栽了綠色的灌木，紅色的燈籠掛上了樹梢，村口那座橋的欄桿也用白色和藍色的油漆粉刷一新。在中國各地，隨處可見中國特色的紅底白字的條幅。而此時，在山東高密東北鄉，在這個看上去平淡無奇的村莊，爬上紅色條幅的白字是：熱烈祝賀家鄉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沒有比這更具有魔幻色彩的事情了。

（感謝實習記者黃昕宇、許莎莎、郭婷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