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沉默，是將大地吸干——臺島50年代恐怖主義之隱性暴力

一 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蔣介石應全黨全軍的“懇請”復職總統后，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條潛規則，便是確保兒子的順利升遷，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長、臺灣省主席、三軍司令等要職任命完后，40歲的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并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指揮派遣對大陸游擊活動。

1954年，蔣經國更上一層樓，調任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國安會”下設國家安全局外，還以原國防部保密局為班底，分別以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為藍本，成立國防部情報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不僅下屬各情治單位必須對其負責，必要時相關部會首長，亦需受其節制。此外，像憲兵部隊、大陸工作會、海外工作會、駐外武官處等情報機構，均得定期向“國安會”報告，接受督導。

蔣經國雖是副秘書長，但正副只是名義，和權力的大小并無絲毫關系。至此，蔣經國實際上成為全島超過10萬警察、5萬特工人員的“共主”，在國民黨內，其實際地位僅次于總統蔣介石、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陳誠。

在這天下板蕩、黨國危難之時，打從俄國返國回來后，“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雙重角色”的蔣經國，決然地拉開了臺灣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腳下一個可謂馬槽般大小的孤島，怎能再容這馬槽里混入一個驢頭？

在陽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盡頭處，蔣經國找到一處有高墻環繞的日式別墅，以“總統府”名義征收后，取名“八勝園”（寓意“八方勝利”），作為他的指揮部。每天，全島最重大、機要的信息在這里匯集，同時，一條條整肅、捕殺的律令、密令由這里發出。

在他眼里，“這是勤王衛道之戰，對敵人的寬恕，就是對自己的殘忍。”（以上引語見江南《蔣經國傳》）

臺北市郊有一個地方叫馬場町，是當年當局槍殺政治犯的一個主要刑場。每一回執行完死刑，地上總淌有一大攤血。人們把土聚攏來，將血埋上。隨著這里漸漸地聳起一座小丘，可以發現1950—1957年，是臺灣白色恐怖期間逮捕、處決政治犯最多的時候，尤以1954年前為盛。

上世紀90年代初，馬英九執掌法務部門時，在回答民意代表質詢中透露，所謂“匪諜案”、“叛亂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計2.2萬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統計，在1950年代的臺灣白色恐怖統治中，有10萬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計，不止此數；以后得以出獄的受難者們保守估計，大約5000人被殺，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槍決，8000人入獄。

龍應臺先生認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4000多人，監禁了8000個以上的‘匪諜'，而所謂‘匪諜'，真正的共產黨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構陷的小市民。”（龍應臺《一個主席的三鞠躬》《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們聽來，大抵只是一個抽象名詞，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頭落地的一串數字。即便是一串人頭數字，這于后人的感覺，尤其是在易膨脹卻善健忘的我們這個民族，一路淌過來的一攤攤血水，已幾近于路邊一朵朵可染紅女人指甲的鳳仙花，人頭也大約麻木成了豬頭、蒜頭?？捎谏昴莻€年代的人們而言，卻是一種戰栗神經、痛徹心脾卻又無從言說、無從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況。

今天的人們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詩曰：“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

刀刃起落沒有聲音，鮮血滲入泥土沒有聲音，無盡的黑暗里腐爛沒有聲音，尚活著的人們也沒有聲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見了，以眼神言語，連手都不敢搖——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個鄰居，辦公室里坐在你對面的某個同事，或許，還有你孩子的某個老師，突然，活生生從人間“蒸發”了。沒有人問起，沒有人談起，更沒有人為之伸冤。人人視而不見，假裝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發生的不過是窗外馬路上過去了一輛車，從室內悄悄溜走了一股煙氣……

眾多見證人，在未來的良知法庭上，又群體性地淪為“污點證人”——這就是白色恐怖。

一個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于臺島南部軍旅的退伍軍官，曾對現任臺灣《中國時報》副總主筆楊渡先生說過：

“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后方一個偏僻的墻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來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地結滿累累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墻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還拿著長竹桿，在那里勾取木瓜……想想南臺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累累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干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這就是白色恐怖。

在綠島里關押過的作家柏楊寫了一首詩：

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

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這首詩日后被刻在綠島將軍巖西側的人權紀念碑上——

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諜”就在你身邊

比起軍隊、警察、監獄、槍決等顯性暴力，屬于隱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后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實，兩者不但共同構成了臺灣上世紀50年代的國家恐怖主義，而且在對人性的震撼、于社會的撕裂上，后者或許更甚于前者。

1949年5月，國民黨已在臺灣地區頒行“戒嚴法”，宣布臺灣為軍事戒嚴地區。時任省主席的陳誠，根據“戒嚴法”發布《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宣布實行“非常狀態”下的部分軍法措施，設置山地“管制區”4種，計119個區域，“海防管制線”長達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學的龍應臺，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美國同學知道我來自臺灣，就說‘你一定很會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覺得他問得很奇怪。我不會游泳，而且，臺灣不會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漁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見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來，龍應臺想明白了：“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里，臺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從14歲到23歲，我住在一個漁村，當孩子們三五成群到海灘上去撒野的時候，總有荷槍的士兵來驅趕，槍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灘更是禁區，因為‘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進入1950年后，當局又制定、頒布與“戒嚴法”有關的一系列法令、法規和條例，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戡亂法”、“戡亂時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臺灣省戒嚴期間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