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資集體協商： 政府推著工人跟老板談判

浙江政府正在全力推著工人跟企業進行集體工資談判。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談判出統一工價，頻繁跳槽的工人們漸漸安定，從而獲得安全感與穩定增長的收入。

但這一制度能否適應勞動力日益供不應求的市場變化，它在新的現實下究竟保護了工人還是老板，還充滿爭議。

2013年1月14日下午，浙江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辦公室里，幾個人正忙得不亦樂乎，法工部部長吳海瑜只能一邊打電話、遞送材料和布置開會，一邊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眼下是法工部正忙的時候。2012年開始，每年1月初至3月底，浙江省各地市進入工資集體協商“百日要約行動”，要求勞資雙方相互發出工資集體協商要約，相關材料要報送各級工會法工部。

工資集體協商在發達國家被稱為工資集體談判，是指職工代表與雇主方代表就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統一的工資協議。

提高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決心在全國力推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民營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浙江省，因為政府介入并主導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使其獲得了超高的普及率。不過，這一模式利弊如何，也存在明顯爭議。

自上而下的集體協商

中國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不得不依靠政府力量。

作為一種工資形成機制，工資集體談判始于一些發達國家。一般由工人自發組織發起，勞資雙方展開談判和博弈，政府只是在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破裂時，發揮調解、仲裁等第三方作用。

但由于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我國工會組織本身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而在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政府部門一般也全程深度介入，呈現出明顯的政府主導的特征。

2010年，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各級工會組織提出了普遍建立工會組織、普遍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的“兩個普遍”工作要求。浙江省則提出，已建立工會的企業，2012年年底前要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一些地方政府將工資集體協商納入行政考核，對其企業覆蓋面提出明確目標。“除了浙江人素有契約精神的傳統之外，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