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崔健】“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崔健和他的年代
“《一無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這個概念。在這之前，中國的歌曲里只有‘我們’，即使有‘我’，也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一個兵’這類。而崔健的第一張專輯里，一共有150多個‘我’?！?/blockquote>責任編輯：姜弘 袁蕾 朱曉佳 實習生 閻彬 張潔瑤
2012年12月15日，北京崔健“藍色骨頭”演唱會。一塊紅布蒙住雙眼，是崔健的標志，也是大多數崔健歌迷的記憶。
“《一無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這個概念。在這之前，中國的歌曲里只有‘我們’，即使有‘我’，也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一個兵’這類。而崔健的第一張專輯里，一共有150多個‘我’。”兵馬俑方陣、摩天大樓、毛澤東揮動巨手、抗美援朝的游行隊伍、“小平您好”……
中國只有一個人會在演唱會上連環播放這些圖片。這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暗示著演唱者某些揮之不去的情結。
他是崔健。人稱“中國搖滾樂第一人”。
“我的淚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戲……”萬眾歡呼中，52歲的崔健略微彎曲的身影出現在幕布后面，挎著吉他，戴著一頂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個大大的紅色五角星浮現在黑色屏幕正中。這是2013年1月6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場演唱會——“向信念致敬”。
幕布飄落，他出現在舞臺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驟雨般的歡呼。他們心中那個一身綠軍裝，挎著一把吉他的長發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們的青春。
“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個戴眼鏡的絡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會開始不久，他就開始揮舞雙手，帶著周圍一群年輕人高喊“牛B”，喊得主辦方負責人——西安音樂廳總經理曹彥恨不得沖過去揍他。
這個激動的胖子，是音樂廳的策劃總監曹繼文。興奮的同時，他會不時履行自己的職責，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來。1990年，剛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觀眾群中。
在舉辦這場演出前，西安音樂廳做了市場調研，結論是：百分之六七十社會中層以上男性對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結。但在路邊做隨機調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劇降低了。
曹繼文堅持：這場演唱會，最有可能買票的，就是自己這個年齡段的群體，“向信念致敬”這個名字更有商業號召力。他說服了所有人，演唱會的海報也用了崔健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封面的那張紅色頭像。年輕，鋒銳，桀驁不馴。那是二十多歲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輕人的模樣。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1985年下半年，中國搖滾樂孕育期，整個北京地下音樂圈到處彌漫著深重的壓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團的小號演奏員崔健本人。
壓抑首先來自生活。這一年6月，“七合板”樂隊被迫解散，它是中國搖滾樂最早的樂隊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員。解散時，它剛活動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張以翻唱美國民謠歌曲為主的磁帶。
團里的女書記找他們談話：“你們要么在團里老老實實干，要么退團，把樂器交回來。這樂器都是國家的。”有關部門找到樂隊隊長、北京歌舞團的琵琶演奏員文博：“你們搞這種音樂，要干什么？”
那是一個離開“單位”很難謀生的年代。樂隊解散幾年前，《中國青年》雜志掀起的大討論“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編輯部被迫寫檢查，收到的六萬多封青年來信被集中銷毀。
“七合板”的七名成員全部來自北京歌舞團，離開四五十塊的月工資便無法生存。他們只能回去，繼續“百鳥朝鳳”、“丹鳳朝陽”。
崔健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個成員楊樂強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對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細節都一清二楚。今天他還記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個清晨敲開他的房門，滿臉興奮地給他看一條滿是兜和拉鏈的牛仔褲，剛買的。“怎么樣？操，哥們兒現在更熱愛生活了！”
當時的北京地下音樂圈，崔健雖然很被看好，但遠不是一枝獨秀。有潛質的人很多，有后來同在“讓世界充滿愛——百名歌星演唱會”出場的孫國慶、王迪、丁武，有中國第一個獲得國際流行音樂大獎的常寬，有英語嫻熟又能及時獲取西方搖滾資料的曹平、曹軍兄弟，還有出自音樂世家的年輕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內部，崔健也只是三個主唱之一，而且年齡最小。磁帶的封面是七個人疊成四層人梯狀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
回到家，崔健要面對一個更加逼仄的空間。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宮附近的一棟筒子樓，他父親單位空軍軍樂團分的一套老式兩居室，沒有客廳。崔健和一張桌子、一堆吉他、小號、樂譜、磁帶，還有弟弟崔東一起擠在小屋，吃飯都要去父母臥室。
“那時候崔健真是一無所有。”認識崔健時，曹平不過是一個懂英文的導游，戴著墨鏡參加各種音樂比賽，上臺彈唱甲殼蟲樂隊的歌，還沒有后來“中國搖滾傳教士”的稱謂。他說自己當時“特別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飯，他從來都一屁股坐下。
中國第一代搖滾青年，幾乎個個有被父母責罵的經歷。“工作要丟了，你能干什么？這搖滾樂是美國的……那是美國！”
崔健的父母已經算寬容的了，從來沒有給過曹平臉色看。但終于有一天，崔健陰著臉說：“今天我們倆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兩人站在河堤上，崔健開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兩句話，后來成了他第一首搖滾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詞。
這是崔健在當時中國地下音樂圈內獨一無二的特性：他做原創。1985年開始不到兩年時間，他已經寫出了13首作品。
他不滿足于簡單地翻唱英文歌；也沒有跟隨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練吉他——這是當時最時髦的；更不想做一個鼓手——每一支樂隊都要爭搶的稀缺人才。這正如他踢球的風格：速度并不快，技術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著自行車，去中央音樂學院旁聽音樂理論，和堅持自學似乎沒有什么用處的英語。
當時的社會，有接受“一無所有”的深遠土壤。“社會上人人都壓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讓他們喊出來，就能火。搞搖滾樂的人也壓抑，大家都憋著。盼著有一天能出來一個。”曹平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
與普遍存在壓抑感的社會青年相比，大學生是中國搖滾樂另一群巨大的潛在受眾。“每次到大學去演出，一開幕，學生只要看見臺上的架子鼓就歡呼。”作家李克在《搖滾夢尋》中如此描寫1980年代末的中國搖滾演出現場。
“那時候我們的確一無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狀元、就讀于北大社會學專業的李國慶（現當當網總裁）形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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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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