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 毛是Teacher

他懷念小時候的美好時代。而這個美好時代，“真的是毛澤東造就的。”“看到中國災難越來越深重又無力解決的時候，看到無數人的命運綁在資本主義戰車上，對毛的感情越來越深了。‘抬頭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9月26日接受采訪的時候，他一直在抑制自己的顫抖。“我一向容忍，今后還會繼續容忍。”他在聲明和采訪中都提到了這一點。

但9月18日這天，在北京保釣游行中，他沒有抑制住。

這位認為“信仰當然高于法律”的、“和諧社會理論”早期倡導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開國領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當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樣的。”溫文爾雅、說話慢聲細語的韓德強這樣解釋他憤怒的由來。“忍無可忍，不能再忍！”隨著音調拔高，他顫抖得更加顯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釣魚島事件驅動，示威游行隊伍朝日本駐華大使館走來。

下午4點多，韓德強加入“河北固安縣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行隊伍”里，他看見“農民兄弟們打著毛主席的畫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誓死保衛釣魚島’”。

游行結束后，韓看到有兩個年輕人打著一幅床單，上書“毛主席，我們想念你”，便上前與他們交流。此時，他聽到一個聲音說“想個屁”，回頭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詫異，這個老頭就開始喋喋不休地咒罵毛主席。”對此，韓德強暴跳如雷：“在此時此地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內應！”兩個年齡相差三四十歲的憤怒異見者在街頭扭打起來。

“我就上去給了他一個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鏡，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來再次見到，韓“又上去扇了他一記耳光。他想還手，被周圍的人攔住了”。

在第二天的聲明中，韓德強說自己“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說理”，但遇到“明目張膽的漢奸言論”，“該出手時我還會出手”，“犯了法的，我認罪伏法，但絕不認錯”，“ 我的言行，我自己負責。我不鼓勵別人效仿”。

一周后，我們在北航辦公室與他談。他為我們沏茶，并讓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這是更好的帶學生的方法”。

他不愿復述老者的話。“在所有污言穢語之外，他有一句話是比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澤東引進來的’。這不是站在國民黨立場上說話嗎？毛澤東是個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學之后，這個成績一直優秀的好學生從來沒以暴力的方式對待過人，也沒有被暴力對待過。“這還是第一次，當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漢奸。”

在這場互毆中，韓額頭留下一個傷口，比傷口顯著的是他的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沖著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沒有仇恨，其實就是對他的道理表示強烈的憤怒。”韓說。

“毛主席以及他領導的長征，在我看來就是基督教里那個帶領猶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沒這樣一個人物，中華民族在這樣一個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入侵面前是沒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統治的對象。”按這個邏輯，“你罵毛主席，你就是漢奸！”

泥瓦匠兒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記者與韓德強副教授有過一次交流，那次他較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成長經歷，與9月采訪形成補充。

從小，韓德強就是一個有著強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發現分數變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學政治課，比較枯燥乏味，就是念報紙。當時韓對政治不太感興趣，身為班長的他就低頭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學不服，班主任說“什么時候你成績好也可以看小說”。韓強烈感受到社會風氣的變化：怎么以成績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開始疑惑——以“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綱領、以“教育、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主要方式、以“助人為樂”為幸福源泉的小學教育與“成績至上”的初中形成強烈對抗。

毛去世兩年前，韓德強進入小學，這6年教育幾乎鑄就他至今的價值觀基石。

他至今仍記得，小學時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經過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級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別美好”的生活還包括幫助孤寡老人、五保戶等挑水、劈柴。老人們感激、夸獎，社會風氣單純，這一切都讓韓覺得，“這樣一種團結互助的人生，就叫‘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其實我感覺到我個人的人生閱歷、智慧，大部分是來自勞動的智慧，來自幫助他人的經歷，而不是來自大學教育，……就是來自中小學。”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高中生韓德強認認真真地看完了這個決定，看到里面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們的物質利益去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他被震動了。

“我從小接受的理念，說人民的積極性來自于革命，來自于為人民服務，來自于向焦裕祿向雷鋒學習……后來說這個動力不足，還得物質刺激……我就想，要是當初林彪也是要物質刺激才能調動積極性，他早就跳槽到蔣介石那里當師長、軍長去了，干嘛在山溝溝里打游擊??？……如果說物質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個中國革命史給否定了。”

沖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這個文件是黨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黨中央教育的，同一個黨中央講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話語……究竟誰錯了？我就很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所以那時候下決心去研究社會問題。”

韓小時候的理想是學高能物理，“要為國家開發更好的能源”。后來因為要思考社會問題解決困惑，理工科學生的他選擇了最接近文科的專業——管理工程。

他讀書，與同學辯論。在觀念激烈變革的年代，韓覺得自己“逆潮流”。大學畢業前夕，他每天騎車去天安門看一眼，關心時政，但覺得那時候風起云涌的思潮與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對方陣營的領袖辯論，也貼過懷疑“全盤西化”的大字報，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誠的，相互差異小一些。差異最大的，是關心派和不關心派。很多右派是從左派變異過去的。”

困惑持續到1989年大學畢業。韓說，那時候，他在“邏輯”上想明白了。“我們可以搞有市場的計劃經濟，或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但是那個計劃那一部分，必須是要以為人民服務作動力的。這個社會需要兩個價值體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隊伍，就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

1991年底，韓把自己的長文《中國向何處去》寄給了所有省委書記以及學校領導。不久后，鄧公南巡，韓仿佛聽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絕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氣候，他也察覺到社會風氣的改變。人們不再關心政治。作為泥瓦匠的父親也勸他：學門手藝，好好謀生。

可誰又能逃開政治呢？

韓的父母分別是木業和竹業合作社的工人，韓父拿著泥瓦匠和會計兩份工資。“四清”退賠時交出800元，“結婚錢沒了”。

1975年，韓父幫鄰居蓋房子，小腿摔斷，卻被別人“揪資本主義尾巴”。韓德強說，兩次政治運動對父親的打擊非常大，“政治上與毛主席結仇”。但通過與他討論，父親“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針不是針對他這種人的，只是被基層的干部利用了，打擊報復。其實他的遭遇暴露出的問題，恰恰是毛要解決的”。

農村包產到戶后，韓父加入包工隊，月工資600元，是普通工資的10倍。韓父“非常感謝鄧小平的政策”。韓德強也承認，自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但我個人不認為個人得益國家必然得益。我當時就不贊成‘貓論’，覺得治理國家不能沒有原則。”韓說。“我們從小就真的是從幫助孤寡老人開始（拋棄個人利益）的??！這個經歷就讓我從來都不是以個人的得失來觀察這個世界的。”

他懷念小時候的美好時代。而這個美好時代，“真的是毛澤東造就的。”

“看到中國災難越來越深重又無力解決的時候，看到無數人的命運綁在資本主義戰車上，對毛的感情越來越深了。‘抬頭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他虔誠地認為：“政治領袖是不能超越時代的，而導師是可以超越時代的。我覺得毛是teacher。……許多人覺得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我覺得英雄才是主導性的，人民是基礎性的。我更多的是從歷史高度思考問題。”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為受益者，韓德強大學畢業后留校，做輔導員、系副書記、校學生處副處長，短短5年，成為北航“最年輕的副處級干部”。

“負責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來不想干了，體會到體制內官僚主義非常嚴重，我陷入里邊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鋒芒。”他選擇回到教研室，行政級別“自動取消了唄”。

“我現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個普通教師。”名片上他的頭銜是“副研究員”，北航官網上他的職稱是“副教授”。“副”字罩在這個紹興人頭頂超過十年。

脫離行政體系后，他選擇另一種方式進行改變世界的嘗試。2003年，他作為發起人之一，成立了“烏有之鄉”，被認為是“帶有政治左翼與毛澤東思想色彩的中國政經評論網站”。

“烏有之鄉”的名字是韓擬的。當時想注冊“烏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為現名。批準。

“‘烏有之鄉’就是不現實，我承認我這個人就是不現實。但是不現實的人，我們做做夢還不行嗎？就這個夢，就叫‘烏有之鄉’。”

韓說，他的夢就體現在“烏有之鄉”綱領性4句話上：“公平擴大內需，正義創造財富，平等激發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這個由他擬定綱領的網站上，“我這個聲音，會被批評成小資產階級的綱領。……要知道，‘烏托邦’是被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會主義’，我用的是空想社會主義的調子，不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調子……”

“如果烏有之鄉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為網站發起人之一，他在這里沒有“一官半職”。

他一方面認為，網站引起世人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變啥？我只能改變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書生意氣，也是一種生活方法。”他說。

這位1967年出生、有著博士學位的書生，現在在北航教授《企業戰略》和《管理學》兩門課程。據他說，“掌摑老人”事件對他的教學沒有任何影響。他辦公室的書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國；既有《心態決定命運》，也有《英漢醫學辭典》。

“給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給社會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國的傳統‘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它實際上是一個邏輯。”他說。

他教授管理學課程的時候，“總和學生們講，世界上最偉大的管理者是誰？是不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