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社強 和西南聯大 “先結婚后戀愛”

西南聯大校史只有9年，但易社強足足花了二十多年，才寫完了這本被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譽為“迄今最佳聯大校史”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中國人學了這么多年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完全是歷史決定論，不過歷史決定論也相當重要對不對？我自己對什么決定論都不相信，因為在我的生活里頭，偶然的東西太多太多，不可能預料。”易社強教授再三感嘆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

今年3月，他的代表作，被西南聯大校友、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譽為“迄今最佳聯大校史”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終于在大陸出版。對他來說，這本1998年在美國出版后只有學術界發過幾篇書評的著作，十多年后在中國趕上“西南聯大熱”，簡直有點像復活。

因為擔心書的完整性被破壞，易社強原本并沒有出中文版的打算。但2007年，他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廈門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饒佳榮——一個素不認識的人告訴他，他的書已經翻譯好了，譯稿在附件中，可不可以考慮出版中文本。為翻譯此書，饒佳榮耗去了一年多的時間，甚至辭去了工作。

太意外了。“看到這封郵件，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我鼓勵他說好好好，可以出版，但我非常悲觀。這樣年輕的小伙子怎么找得到出版社呢。”不料兩個月后饒佳榮回復，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愿意出版，那家出版社的創始人劉紹唐是聯大的校友。又是一個意外。

接下來到了2011年，易社強正在大陸?？煲貒鴷r又收到饒佳榮的郵件，北京的九州出版社愿意出版該書簡體版。還能說什么呢？“太高興太高興了。我越來越覺得，我來得正巧。”

9年校史，用二十多年來寫

易社強不是那種能把自己關在檔案館的學者。“沒一點新鮮空氣，一天到晚翻檔案。那種生活我過不下去。我認為學歷史應該活一點，用口述史的方法做西南聯大，這機會太理想了。”

自從1973年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書架上偶然翻到那本《聯大八年》，他很快開始“跑來跑去”，聯系采訪聯大在美國的校友。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舊金山，美國跑得差不多了又去臺灣和香港。

1974年，跟聯大紐約校友會的老校友們聚餐，他們看他那么熱心，末了，舉杯宣布他成為“榮譽校友”。“其實不太民主。他們只是紐約校友會的一部分校友，而且紐約校友會也不能代表所有校友，但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我說，太好了！太好了！從此我就自稱西南聯大榮譽校友。”

在大陸采訪就不那么容易了。直到鄧小平訪美之后，1980年，易社強才成為首批進入新中國做研究的交換學者。老師費正清送了他一份禮物：15封推薦信——分別寫給馮友蘭、金岳霖、費孝通等人。

在中國做研究還得找一個接待單位。北大和清華拒絕了這位研究校史的美國人，理由是學?，F在沒有人做相關研究。易社強就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那是3月份，北京已經停止供暖。“我記得當時我是戴手套的，要翻頁的話得脫手套，翻過那一頁馬上再戴手套，那么冷。”

據說，后來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親自過問，昆明師范學院（前身是西南聯大師范學院）接受了他。就這樣，他去昆明待了3個月。“實際上這對我再理想不過，因為北京的工作還有辦法，通過費正清和別人的推薦信，我也能找到人采訪。”美妙的是，他還在昆明結識了現在的妻子李曉亮，盡管當時許多人懷疑他是特務。

采訪之外，他還參觀了西南聯大當年的不同校區：長沙、昆明、偏遠的蒙自以及敘永。但這部書的材料，并不限于口述采訪和游歷所得。圖書、報紙、期刊、紀念品，關于聯大的浩繁“文獻”他無不涉足，學校、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更是?？?。“我的方法是‘中學為用，西學為體’，中國人所寫過的東西，或者對中國人的采訪，都轉變成了我寫的歷史的一部分。”

和西南聯大有關的記憶并不都是美妙的，至少1986年去清華檔案館的經歷不是。在那個小房間，對方告訴他：“易先生，非常對不起，幾年前有火災，聯大的這部分檔案都燒掉了。”“我也知道他們說謊，但是我說，太可惜了。你知道那是在80年代，他們可能不方便讓我看那些檔案。”

研究西南聯大起先也有投機的成分。當年他逐漸對正在研究的中國學生運動感到艱難，“對歷史學者來說，一個題目時間越短事情越具體越好寫，學生運動包括各個地方，太分散了，非常不好寫。一所大學在一個地方存在9年。哎呀，太好了，我能在兩三年內把這個題目寫成一本書。”

沒想到最后竟用了二十多年，是西南聯大本身歷史的3倍。等到書在美國出版，已經是1998年了。

易先生坦言，這項工作延續那么久，并不像一些中國人贊美的那樣，是懷著歷史學家的責任感，與課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持久戰，而是因為他不太能夠自律。就像當年留學結束，從臺北到波士頓的歸途，他邊走邊觀光，竟用了7個月時間。在美軍撤離越南前，他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反戰運動。之后，他也沒有老老實實呆在書桌前。比如有幾年他參加了歌舞團演過話劇。比如他還喜歡種菜，正做著研究，忽然想到，哎呀，我那個菜園肯定有野草，那些菜可怎么長得好？馬上跑過去拔草。

“我總是跑來跑去，所以我做事情，有時候是head（頭腦）決定，有時候是heart（心靈、情緒）決定，heart決定的東西可能要超過head決定的。從頭到尾是因為時間沒有安排好，所以需要20年。”

從窮學生到“老滇漂”

“History這個詞，跟story是一個來源，歷史跟故事是分不開的。”對“太喜歡故事”的易先生，如何開始中國史研究，“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切要從福特基金會的實驗開始說。

1951年，福特基金會與耶魯、芝加哥、哥倫比亞、威斯康辛等4所大學合作，嘗試讓高中學生在修過兩年課程（美國高中一般為4年）后，進入大學接受通識教育。4所大學各自招收了50名學生，易社強考入了威斯康辛。“當時我最大的問題，就是怎么跟女孩子交往。50年代的美國大學不像60年代那么開放，但你也要請女孩去看電影去喝酒對不對？我只有16歲，18歲的女生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我就很擔心。所以我們這一批學生非常小心，沒有泄露我們只有16歲的消息。”

威斯康辛大學所在的麥迪遜城，是這個州的高等教育中心，也是州議會所在地。那里有一條街叫state street，一英里長，這邊是大學，自由思想的中心；那邊是“比較反動”的議會（麥卡錫就是這個州的參議員），關系有一點像“昆明跟重慶”。易社強讀的是歷史系，但對新聞也非常有興趣，在學生報紙工作。“將來要走哪條路，實際上是歷史為我決定的。”

學生報紙內部也有派別，他所在的原本是多數派，他被當作總編輯的人選培養。不料經過一次政治斗爭，派系失勢，總編輯也就成了對方的人。他一怒之下離開報社，去讀歷史學碩士。原本他對美國歷史最感興趣，但很快發現，有點意思的題目沒剩下多少，而且學美國史拿獎學金很不容易。沒什么錢的他，只好打聽學哪國的歷史有獎學金。又是福特基金會設了獎學金，支持跟蘇聯、中國、第三世界國家有關聯的研究。

為什么選擇中國？

“因為我已經學過一年亞洲史，那個老師講課非?？菰?，課本也非?？菰?。但跟著那樣的老師學，讀那些沒意思的書，一年后，我還是認為中國歷史很有意思。”他跑到那個老師的辦公室問，“我想學中國史，應該申請哪所大學的研究生院？”老師推薦了哈佛。“我問為什么要去哈佛，他說，費正清在那里教書。我說，費正清是誰？當時真的非常幼稚。于是申請了哈佛，結果被接受了。”

每個周三，哈佛東亞研究中心都會安排一次午飯，一邊練習漢語一邊用筷子吃飯。易社強很快發現兩者難以兼顧，要么練習漢語，要么吃飯。“我選了吃飯。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的漢語還是太差，但我用筷子的技術還不錯。”

有一次胡適來美國，費正清說，“你應該去采訪胡適。”他就拿了老師的推薦信，跑到紐約去見胡適。那天剛好是5月4日，他想，五四運動就是胡適的運動嘛，所以一見到胡適就問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說‘Happy Birthday？’”

現在回想起來，選擇研究西南聯大跟當初學中國歷史一樣，第一步是投機，第二步是深陷其中。“就像（舊式的）中國婚姻一樣，是先結婚后戀愛。”當然現在他已經轉向另一個題目——關于一個跑到云南去的北京知青團體。

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知識分子半個多世紀，易社強的年紀趕上、超過了許多研究對象在西南聯大時的年紀。他終于如愿加入他所欣賞的西南聯大“老怪物”之列。從弗吉尼亞大學榮休之后，最近幾年，他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中國生活，自然，昆明是他首選。

在他看來，1980年代的昆明比較接近聯大時期那個昆明，而現在的一點都不像。盡管如此，他還是對昆明“有點兒感情”，實際上他現在的生活，跟妻子的工作密切相關，“她在昆明有工作的話，我就跟她一起去昆明；昆明沒有工作，我們就在美國一起生活。我想盡量多在昆明住，昆明是我第二個家，云南是我第二個故鄉。”

據說他已經有一個很適合他的諢號——“老滇漂”。

“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派”

人物周刊：我們知道，您的老師費正清先生，跟西南聯大也很有淵源。

易社強：清華、北大知識分子的小圈子，他最熟了。他認為那些人就代表了中國最寶貴的希望，跟馬歇爾一樣。馬歇爾離開中國時曾說，哎呀，太可惜了，這些最有希望的人、最有遠見的人，不可能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了。因為要內戰，他們手無寸鐵。“手有寸鐵”的是國民黨、共產黨。但費正清對這些人還有一點希望，他造了一個專有名詞，稱他們為“sino- liberals”，“sino”就是中國，“liberal”就是自由主義，用現在的說法，可以翻譯為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派。

人物周刊：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非常懷念西南聯大，但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許過分浪漫化了其中的一些方面，而您的書提醒我們聯大師生的日常生活是很窘困的。

易社強：我自己也有一點浪漫主義。（笑）不只大陸的人，你看鹿橋寫《未央歌》，那是個非常浪漫的故事對不對？我自己的看法是，聯大不受時代限制、最寶貴的遺產是獨立和自由精神，我不知道中國人自己看這段歷史會選哪一方面。我是個自由主義者，但并不因為自己是這樣的人，才把西南聯大說成是自由的堡壘，我認為聯大就是這樣一所大學。你看那些有名的老師，有一個數據說，179人中只有23人沒有受過外國教育，而受過外國教育的絕大部分是受英美教育，特別是美國的，難怪他們受到自由主義影響。

浪漫主義注意的是精神方面，認為所有物質障礙都能克服，只要人有意志。實際上他們的日常生活相當艱苦。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我在這個地方念書、生活——每天只能吃兩頓飯，而且吃得還不怎么樣，我有我的意志和理想。他們還能繼續大學教育，就是對日本的一種抵抗了。這跟美國大學生非常不同，如果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大學生說，“我繼續念書，不想從軍”，別人會說那你算什么愛國者呢？當時中國大學生非常少，只有3-4萬，需要保護這些精英?，F在中國的大學生比當年多太多了，中國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幾乎盲目地尊敬他們。你是大學生嗎？好，你有沒有找到工作？

人物周刊：越南戰爭時不也有許多美國學生反戰嗎？

易社強：那是因為打仗原因都沒弄清楚，所以一開始就有反戰運動。當然支持跟越南打仗的人會批評學生不愛國，但實際上美國有個非常寶貴的傳統，就是你真正愛國的話，國家走錯了路你就要站起來批評，那就是愛國。

中國當年的知識分子反對腐敗，反對一黨專政，你會有一個印象，他們不想支持政府，寧愿做反對派。但我常常覺得，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渴望，他們很想支持一個政府，給他們一點點希望，他們就支持你。他們還是想做愛國者。

人物周刊：有意思的是，因為這個研究您接觸到了不同地區的聯大校友。他們向您回憶聯大，會不會因為后來迥然不同的生活而偏重聯大的某個形象？

易社強：美國離中國那么遠，所以住在美國的人，不管他們在聯大時是靠左還是靠右，或者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都可以隨便講，沒什么忌諱。我去臺灣時，臺灣還是一黨專政，但因為我是一個個采訪，所以他們能講一些心里話，有的支持國民黨，有的對國民黨有看法，都會跟我講。

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比較有名的人。我特別想起兩個人，一個是查良釗，就是香港那個寫武俠小說的人（金庸，本名查良鏞）的表哥還是表弟（應為族兄）。他是非常浪漫的，對中國非常有感情，講到“反攻大陸”時你可以看到他眼睛里有淚。他是國民黨員，在聯大當過訓導主任，管學生的思想什么的，但實際上他是個活菩薩，學生有困難去找他，他總是盡最大力量幫忙。我注意到那些校友對他的尊敬和愛戴，幾十年后，他跟那些人的關系還那么好。我也看過大陸的資料，對他的評價跟臺灣完全是兩回事。

還有一個人是陳雪屏（曾擔任臺灣“總統府”資政等職，歷史學家余英時的岳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三青團”的頭頭，也是國民黨員，但這些在西南聯大的國民黨員不是一般意義的政客。他們都有學術背景，能跟知識分子交流。后來我在華盛頓的威爾遜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研究，剛好有一個聯大歷史系的老教授也在那里，叫孫毓棠，他太太是當年昆明有名的女演員，鳳子。我和孫先生在一起8個月，常常談到這些問題，他最熟的朋友之一就是陳雪屏。他們在一起打橋牌什么的。陳雪屏是國民黨，孫毓棠不是共產黨，但他是左翼分子。聯大左翼的積極分子跟國民黨三青團的組織人物能有這種友誼，我就知道，哦，這不是一般的大學。如果是重慶的中央大學，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人物周刊：現在我們對聯大評價非常高。不過那3所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原本就是第一流的，那些杰出的學生，比如楊振寧，真是只有在聯大才能成就自己？也許他們原本在北大、清華或南開也行。

易社強：我認識一些別的大學的人，比如我弗吉尼亞大學的一個同事，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他一直說，聯大的偉大他不否認，但中央大學的學術水準也相當高。而浙江大學，特別在自然科學方面，出的人才也不少。所以有些大學在學術方面，跟聯大在同一個水準。但西南聯大的重要性不限于學術方面，它的校風跟它們不一樣。四川、重慶的大學不可能享受到聯大那種獨立和自由，因為它們過于接近中央政府了。聯大學生的天分并不見得一定比中央大學的學生高多少，但是聯大令人把自己最優秀的資質發揮出來。

人物周刊：那您覺得，這3所學校分開或聯合會有不同的效果嗎？

易社強：如果沒有戰爭，這3所學校也許各自也能發展，但聯合的力量比分開時更大。有人說，但是那3個校長，只有一個校長留在昆明呵，就是梅貽琦（清華校長）。蔣夢麟（北大校長）在長沙時就有一點冷淡，張伯苓（南開校長）呢，最關心的是他的中學，一直呆在四川?，F在想起來這是一件好事，如果3個校長都想來管，肯定會有矛盾和沖突，只有一個人來管是偶然，但這個偶然的結果，是非常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是否認為，聯大的生活對那些師生產生深遠的影響，使他們跟聯大以外的人有一種分別，不管他們后來在哪里生活？

易社強：非常難說，那些住在美國的校友，過的就是美國的生活，在臺灣的就是臺灣的生活，在大陸的也就是大陸的生活。我沒有向自己提起過這個問題，你要找一個社會學家來做那種專門的研究，現在太晚了，因為他們十分之九都走了。如果有人要寫那樣一本書，肯定有價值，但是，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