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奧數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樣,曾經作為數學人才培養手段被引入中國的奧數,以一種并不罕見的方式被扭曲著 8月底,小學開學前夕,北京迎來了最新的禁奧令,以及一場關于這種數學競賽存廢的大討論。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樣,曾經作為數學人才培養手段被引入中國的奧數,以一種并不罕見的方式被扭曲著 8月底,小學開學前夕,北京迎來了最新的禁奧令,以及一場關于這種數學競賽存廢的大討論。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樣,曾經作為數學人才培養手段被引入中國的奧數,以一種并不罕見的方式被扭曲著。奧數變成了家長都在抱怨的東西,但孩子們仍然被源源不斷地送入奧數班中——有教育專家認為,這是教育資源不均衡的錯;有家長認為,這是重點中學掐尖兒的錯;有網友認為,對奧數的爭論是教育部門在轉移視線;也有網友認為,這是因為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每個家長都過于望子成龍,所以,奧數熱應該怪中國的人口政策……不過,奧數究竟是種什么樣的東西?數學天分又是種什么樣的東西?

2011年8月22人,西安交大電腦城樓上扔下了3個用學生作業紙折成的紙飛機,其中一個飛機上面寫著“7樓在上奧數課,請救救我們”

瑪莎·葛森

有自由主義特質的數學學校

國際科學奧林匹克競賽家族目前有12個成員,其中,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是歷史最悠久、也是發展最成熟的一個。1959年,第一次IMO在羅馬尼亞舉行,當時,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資格參加,又過了十幾年,資本主義國家才逐漸加入了進來。

IMO比賽的形式是由各個國家選送6名參賽隊員,進行連續兩天、每天花4個半小時做一張包含3道大題的考卷。一塊科學奧林匹克的金牌對參賽的孩子不僅意味著經歷、榮耀,維基的“科學奧林匹克競賽”詞條也指出:“在很多國家,能夠在科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獲得名次就相當于有了一張進入頂尖大學的入場券。”在美國關于奧數的紀錄片《難題》中,一位IMO組織者表示:“東歐和東亞的一些國家可能把名次看得比較重,他們會把這項競賽當作一場國家性的‘運動’來進行,但我們更希望這種競賽僅僅是個人行為。”他們并不鼓勵各個國家互相攀比各自的獎牌總數。

蘇聯曾有一套成熟的篩選訓練機制,從中學起,天才孩子們就被篩選進入特殊的“數學學校”,那里有專為孩子設立的數學俱樂部,一群被選出來的聰明孩子聚在一起,訓練和討論數學難題。

不過,在當時的蘇聯,這個針對數學的篩選機制幾乎是保留數學火種的惟一辦法。這個機制的倡導者是數學家柯爾莫哥羅夫。根據當時的蘇聯教育體制,“每一個人在同一時間、用同樣的課本,被講授同樣的東西”,之后,孩子們升學和就業的依據是:他是否出生于無產階級家庭,他是否足夠忠誠地服從國家和組織??聽柲缌_夫致力于打破這種基于“統一”概念的中學教育體制,堅持“要讓天分最好、動力最強的學生,能夠走得更遠,進步得更快”。在柯氏的倡導下,蘇聯建立了特殊的數學學校,在那里,孩子們學習音樂、詩歌,被帶去劃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不需要被過多地灌輸馬克思主義。

當時的蘇聯,對于那些因家族在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受到歧視的孩子,一塊奧數金牌幾乎變成了在高中畢業后不去參軍而是進入大學的惟一方式,而那些“數學學校”被認為是“有著致命的自由主義特質”。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1945年華羅庚受邀訪蘇,仔細考察了蘇聯數學教育的情況后,會興奮異常。華羅庚認為,蘇聯的數學家培養方式也正是中國需要的。

不過,華羅庚回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政治經濟條件的限制,奧數并沒來得及被真正引入。直到1985年,華羅庚去世那一年,中國才開始選送隊員參與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到了1990年,北京舉行亞運會的同一年,IMO的舉辦地點選在了北京。這一年,中國隊取得了“五金一銀”的成績,這使中國蟬聯團體第一。第二年,中國數學會舉辦的第一屆小學生奧林匹克競賽開賽,小學正式被拖入了奧數。90年代后期,統一的小學畢業考試被取消,小學升初中實施免試就近入學、電腦派位,然而中學的教育資源卻沒有平均,自此,可以作為擇校敲門磚的奧數日漸紅火起來。

今天的中國,我問一位初中數學輔導老師“你們教不教奧數”,他會很自然地回答:“一般我們提到奧數的時候,都是指的小學奧數。”

名校·坑班·奧數

小學生的奧數究竟怎么考?什么人在組織考試?什么人在考?

一位剛剛經歷過小升初的家長謝明(化名)介紹:要明白奧數,需要明白一個詞——“坑班”。

對一個優秀的北京小學生而言,學習奧數,除了參加數學競賽之外,更是為了應對重點學校的篩選考試,坑班就是這些考試進行的考場。中學希望挑選好學生,而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入好的學校,坑班就是兩種需求的橋梁,它們是重點學校開設的小學輔導班。不過,對于這個價值不菲的奧數產業,家長們的抱怨卻不多。一位家長告訴本刊:即使不把錢花在奧數班上,擇校也是要花錢的,還不知道該去找誰花錢。

坑班并不容易進,根據某著名坑班的官網,小學生需要所在小學的推薦才能獲得坑班的考試資格??影嗬飼v課,但因為大多是大班課,學生很難消化,只能在坑班后進入各種提供培訓的“精品班”慢慢消化。對學生而言,在坑班“占坑”的主要目的是參與考試。學生們根據成績從前到后被分成數個班級,排名靠前的幾個班,學生幾乎全部可以進入相應的名校。每年的暑假,坑班都會有分班考試,學生依據成績重新排名。而坑班的考試中,具有區分度的主要學科就是奧數。

對招生的學校而言,利用坑班選拔學生的方法,與過去的小升初統考相比是一個進步,因為,在坑班里,孩子需要每年考一次試,重點中學就有數次評估學生的機會,而“穩定型”的學生是受到名校青睞的。

坑班的考試包括語數外3門課程,其中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數學成績,數學試卷則參考奧數試題。

為什么坑班喜歡考奧數?一位小學數學輔導老師告訴本刊,“小學數學沒有任何區分度”。往往考的不是數學,而是孩子的性格、耐心,以及認真程度;一位重點中學老師說:“奧數好的孩子,將來成績基本上不會差。”

不過,數位受訪者都表示,坑班是個殘酷的地方,你身邊坐的,都是將來的對手。一位參加過全國奧數競賽的輔導老師發出感慨,坑班比他們當年參加奧數集訓慘多了,“集訓時,大家幾乎都已經有了保送的機會,過得很開心。”

去年11月,與《光明日報》對話時,數學家丘成桐認為:奧數,為了升學的需要而精心揣摩偏題怪題,“是很荒謬的事”。另一些數學家則指出:這種灌輸式的數學教學,會破壞兒童對數學的興趣。

仿佛是為了佐證這句話,今年7月,某媒體采訪了一位參與奧數課的兒童。那是一種盡量要快樂教育的奧數課,第一次上課時,老師發一塊豆腐,一片塑料刀,讓根據要求切豆腐;還有一次,老師發了一根繩子,讓學生把繩子折來折去……然而,對這種精心掩飾了自己教育野心的快樂數學課程,那位小朋友評論道:“一點趣味都沒有,我不喜歡這種游戲,我喜歡跟小朋友捉迷藏。”

天才的悖論

反對奧數的理由之一是中國出了一大批奧數金牌,卻沒有被奧數培養出來一個大數學家,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佩雷爾曼、陶哲軒與吳寶珠,3人均是數學界最高獎——菲爾茲獎的得主,又曾同時拿過1982年的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金牌,然而,這些證據同樣常被反方用來證明奧數是有用的,因為奧數得主獲得了菲爾茲獎。

曾有人問陶哲軒,為什么有些奧數金牌得主在數學界銷聲匿跡了,而他能夠成功。陶的回答是:數學研究和奧數所需的東西不一樣,奧數像是在可以預知的條件下進行短跑比賽,而數學研究則是現實生活的一場不可預知條件的馬拉松。

不過,在中國,大部分兒童充當了這場奧數運動的炮灰,陶哲軒的回答顯然不如蘇聯女孩瑪莎·葛森的說法更對癥。

葛森曾參加過奧數訓練,幾乎沒拿到過什么名次,后來她放棄了數學,成了一位暢銷書作家,回憶兒時參加的那些數學俱樂部,她說:“跟大多數人想的不一樣,競賽數學更像是一種運動。”在這種數學運動中,天生的資質當然重要,但要取得成功僅靠天賦遠遠不夠。除了天賦,還需要有正確的教練、團隊、家庭的支持,個人的堅持,以及贏得比賽的信念。然而,即使付出了這一切,你卻仍然不一定能成功,因為,“在剛開始時,基本上不可能區別哪些孩子是真正的未來之星”。

北京的“禁奧令”發布之后,“奧數網”上,家長們迅速展開一場“奧數就是黃賭毒”還是“奧數不該一刀切”的投票和大辯論,支持后者的人數一度是支持前者人數的兩倍。有家長認為:奧數再壞,起碼是平民孩子進入重點學校的機會,“如果不拼奧數,那就只能拼爹了。”也有家長提醒:奧數不會白讀的,進入初中后也會有分班考試……

而對于奧數這根升入重點中學的救命稻草,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楊東平告訴本刊,“競爭本該是成年人的事情”,在發達國家,像中國的小升初這樣激烈的競爭是絕對不準引入小學生之中的,而學生興趣的分化主要應該在高中階段。

2009年,成都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禁奧運動。3年后的今天,我問一位成都市民,成都的禁奧成功了嗎?他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沒有禁掉。”根據2012年1月一檔新聞節目的調查,成都禁奧兩年間參加奧數的人數減少了4/5,不過,仍在堅持奧數學習的孩子大約有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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