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制度背后應有神圣性

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種不可侵犯、不可褻瀆、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東西。有此種種，而后可以言信仰

兩千多年以來，中國社會是上面講禮治，下面講禮俗，禮治和禮俗能夠大體上維持人間的秩序，是因為禮的背后有一個天或天道。西方則重心在法治，用制度或契約來管理人、治理人，法或法治的背后有一個上帝。對于生活在禮和法之中的人來說，天道和上帝都是一種神圣性。

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商人來華，曾多次比較中西，而稱贊中國商人守信用，以為西方用契約約定而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中國人用口頭承諾都會做到。就此而言，禮治規范下的人品未必遜于法治。而19世紀中葉之后，中國在近代化過程里脫出了傳統的禮治禮俗，連同脫出了禮背后的天，并在同一個過程里接受了西方的法治觀念，以及西方用法律和制度來治理社會的榜樣。但我們移來了以西方為范式的法律、制度、契約，卻無法移來這些東西背后那個上帝。所以，移來的法律制度并沒有同時帶來它們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種神圣性。

從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臨時約法開始一直到現在，已有過多部憲法，而且各個時代執政的政府還都曾立過法律、法規和制度。從紙面上看，這些憲法、法律、法規和制度都言之成理而且周密通貫。但在精神上，則它們與執行法律、法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