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國道路與法國道路之別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真問題

編者按：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觀察到：大革命并沒有在德意志境內“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大、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反而在法國這樣中世紀制度松動的國家爆發。有人將其總結為托克維爾定理：“傳統國家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改革過程中革命的風險最大”，似乎給人這樣的印象：如果不轉型、不改革，革命的風險反而會降低。托克維爾顯然沒有這樣的意思。事實上，拒不改革的革命風險很大（如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改革不當的革命風險也很大（如托克維爾時代的法國），改革是必須的，不同的改革道路才是決定成敗與否、風險高低的關鍵因素。

法國大革命的使命應當是自由，一是摧毀封建經濟特權，二是約束政府權力，但實際結果是封建經濟特權是被摧毀了，但政府權力卻更強大了。

英國道路賦予了英國人自由、自治與憲政，法國道路賦予了法國人革命、平等、民主與強大政府。

起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法國、歐洲甚至世界歷史有著既深且廣的影響。對這場革命的理解與評價，歷來呈現出極化的態勢，有“大革命是后來一系列更進步革命的先驅”之說，有“大革命使平等壓倒自由”之說，有歌頌“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縱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惡”……

對大革命歧異的評價，顯然起于對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5年生于貴族家庭的托克維爾，對大革命有親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時被抓了起來，差點兒上了斷頭臺。他本人有過從政經歷，當過眾議員，還當過幾個月的外交部長。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國建立后，他根據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長期的觀察與思考，寫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

由于恣意汪洋的寫作風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托克維爾在書中的洞見，此起彼伏，但看起來不連貫，因此只有在統覽全書后，我們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見。在書中，托克維爾不時將法國與英國對比，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這是一個線索：以英國為對照組，以法國為實驗組，一些參數相同，一些變量不一樣，最后是法國而不是英國爆發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兩國的不變與變，我們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

英法相同的初始條件：中世紀制度

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許多人關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變，這種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維會局限我們對大革命成因的理解。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經濟制度（核心為產權制度）是最為基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在漫長的中世紀，英、法、德等國的制度是一樣的，就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中世紀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按等級（身份）界定權利的產權制度，土地歸諸多的領主（貴族）保有，不能自由買賣；農民人身依附領主，世世代代被束縛于土地上，沒有權利擁有土地，亦不能自由遷徙（甚至領主對農民的新婚妻子擁有初夜權），要定期不定期向領主繳納租稅。這種以實物、勞務或貨幣形式繳納的租稅，有兩重性，一是地租，農民耕種土地的租金；二是賦稅，因領主也向農民提供人身保護、法律裁決和救濟等，在這個意義上，領主就成了本地政府。

正如托克維爾說的：中世紀英、法、德等國“農民的處境沒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樣的方式為人們所擁有，所占據，所耕種，耕者承擔同樣的義務。從波蘭邊界到愛爾蘭海，領主莊園、領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貢土地、服徭役、封建義務、行會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時連名稱都一樣”（第一編第四章）。

領主或貴族除了擁有上述經濟特權和本地政治權力外，亦與國王一起分享全國性政治權力。而所謂國王，一開始不過是最大的領主而已。即使國王是最大的領主，但其他領主聯合起來足以跟國王抗衡，鑒于這樣的實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經濟特權在內的所有特權、共同統治，就是一種暫時的均衡狀態。另外，國王如要從事戰爭，就必須募集資金解決戰爭財政問題，就必須向貴族和平民征稅，在貴族階層實力強大之時，沒有貴族的同意是不行的，這意味著更有與貴族分享統治權的必要了。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種經濟制度（產權制度），在此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