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市長們為什么反對戶籍改革？

多數城市只想享受城鎮化的紅利，而不愿承擔城鎮化的成本

各地方政府正在以城鎮化的名義進行基礎建設，奇怪的是，戶籍改革體制幾乎遭遇所有市長反對。這樣的悖論顯示，多數城市只想享受城鎮化的紅利，而不愿承擔城鎮化的成本。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今年4到5月間，國家發改委帶動各部委完成城鎮化調研，“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結果可想而知，戶籍改革缺乏執行力。從2001年戶改文件下發，到2011年國務院文件《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臺，皆提出地級市以下市區全部放開戶籍制度，但是卻遲遲落實不下去。

連帶的結果是，中國城市化數據有注水之嫌。據社科院8月14日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5》稱，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其中有17%的人口生活在城鎮但沒有落戶，有2億多人戶口在家，另外還有七千多萬的流動人口。光鮮的城市新區背后，是歐洲與非洲的區別，是把農民工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成本隔絕在城市之外，是只計算當下的GDP，而不計算未來所需要支付的龐大成本。

城市需要廉價的農民工，卻不需要從農民工來的新市民，城鄉剪刀差在城市化過程中再現。這并不奇怪，中國城市化進程沒有大規模拉動內需，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這樣的城市化之路走到極端，我們將會發現，維持城市安定所需要的費用越來越高。城市高收入階層站立在冰山上，周圍是一片貧困的海洋。

戶籍改革需要的成本是多少？社科院藍皮書指出，今后20年內，中國將有近五億農民需要實現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為10萬元，為此至少需要40-50萬億元的成本。必須指出，這是不計入通脹、只計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數字。

這個龐大的數據，在社會保障與公共設施拉動GDP之前，在農民變成市民拉動消費之前，就足以壓垮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是經濟理性人，對這筆賬算得很清楚。

健康的城市化是讓大多數人過上體面的生活，而不是讓多數農村居民擠進大城市周邊的鐵皮貧民窟。城市化進程有良好的經驗，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臺灣地區，主要靠經濟發展、資產升值、改良分配制度解決城市化過程中所需要的成本。

日本城市化首先得益于二戰之后的土地改革，鏟除了富裕階層依靠土地獲得高額租金的基礎，只要城市有一大批依靠城市身份、依靠土地租金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城市化進程就會受到巨大的阻礙。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日本通過工業化扶植中小企業，吸納了大部分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其企業年金制度等政策一步到位地解決了勞動力的養老支出，而收入倍增計劃培育出作為社會支撐的中產收入階層，拔去了釘在貧民窟鐵皮屋頂上的最后一枚釘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初始階段都存在房地產等資產上升紅利，如何分配這部分收益是健康城市化的重中之重。在工業化階段，日本經歷了房地產緩慢升值的過程，在工業化后期，出現資產泡沫。資產增值收益在土改后由農民分享，農民成為市民有了第一桶金，而我國臺灣地區二戰后的土改更是到田間地頭，指導農民如何把握升值紅利。

高昂的成本可能是未來的債務。如果我國各城市的地方政府需要承擔城市化的戶籍轉軌成本，相信不會把房地產升值收益用于各個城市空蕩蕩的大劇院、城市博物館，熱衷于舉辦一些大而無當的博覽會，而會把這部分收益用于城市化過程中的基礎建設，用于進城農民工的薪酬、保障體制之中。如果重新設計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稅收分配體制，那么地方政府就不會成為“大地主”，而會重視消費稅收，重視中小企業解決居民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