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

19歲的謝楠忍不住悲痛，舉起了手中沖鋒槍，向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彈——她記得那個時候，有一部電影叫《開槍，為他送行》

2012年7月，一支由十幾輛榮威W5組成的越野車隊駛入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園。這支隊伍行程近430公里，只為“丈量邊關，致敬英雄”——30年前，一場捍衛主權的戰爭在這里打響，一群令人肅然起敬的戰士長眠在了這里。

今年清明節，驚雷陣陣，同樣有一個車隊向陵園進發，只是，那天的車上都是烈屬。過去30年里，車上的人們從未看到過親人的墓碑，有的家庭甚至從不知道自己戰死的親人埋在何處——有記者說：那天，老天都在哭。

這個由老兵們發起的三益文化國防基金會組織的“忠魂祭”已經搞過三次。那一天，基金會理事長劉志和在臺上念祭文。他曾是文山軍分區政委，駐守邊關25年，麾下的一支邊防團，至今仍駐守在中越邊境的老山主峰。

臺下的基金會理事謝楠，默默地一遍遍念著《心經》。她已經很久沒有再做那個噩夢——那是同鄉、戰友趙勇犧牲前后的樣子——那個夢，改變了她的人生。

開槍，為他送行

那是一場很多90后不太知道的戰爭。

1984年，劉志和從部隊機關調到了麻栗坡的前進指揮所做首長秘書，他親眼看著一批批戰士“如何沖上去，如何倒下，如何安葬”。

那一年的4月28日凌晨，最激烈的一場戰斗在老山打響——上午10點左右，兩百多位戰士的遺體被白布裹著用卡車拉下老山……

當時只有19歲的謝楠，是個出生在貴州六盤水軍人家庭的姑娘。在那個充滿了激情的年代，電影、小說、歌曲不斷為年輕人塑造起一個個“英雄夢”。高中畢業，謝楠背著家里當了醫務兵——她當時最大的愿望，便是戰死疆場。

戰地醫院里，一幕幕血淋淋的場面讓謝楠害怕。士兵犧牲的多了，沒有了棺槨，烈士們就被裝在大大的塑料袋里安葬。

謝楠記得醫院里來了一位16歲的小戰士，雙臂、雙腿全部截肢，帥氣、文靜的他靜靜地躺著。醫務人員要喂他流食，他什么也不吃。但有一天，小戰士看著謝楠，撒嬌一樣地說：“姐姐你唱一首歌我吃一口。”謝楠跑到一邊，難受得嚎啕大哭。此后的若干年里，一到陰天下雨謝楠都會想起他，想他的傷是不是好了。

漸漸地，謝楠開始明白：真正的英雄，并不像電影里那樣光輝高大。醫院里被炸斷腿的戰士，可以連死都不怕，卻可能害怕打針。年輕的男兵，只要在女護士巡診時搭上幾句話、要一片止痛膏，便已滿足。

當時，一位戰友的部隊遭到了敵人攻擊，謝楠們跑遍了各個烈士陵園也沒能找到那位戰友的遺體。后來，看到有人在陵園里挖坑，便以為這就是那位犧牲的戰友。那一次，19歲的謝楠舉起手中沖鋒槍，忍不住悲痛，向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彈——那時候，有一部電影叫《開槍，為他送行》——但在戰場上，這屬于嚴重違紀。

半年后，她鳴槍“祭奠”的戰友，被救活了，她的人生卻因此改變——因為擅自在戰地鳴槍，她被取消了已經上報的戰功和火線入黨的資格，功過相抵，在當兵的第三年退伍復員。

退伍后，她考到北京，成了一名大學生。在經歷了80年代末的那場風波后，謝楠陷入了那一代大學生共有的迷茫。正是那時，這個國家開始走向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的軌道，一批批知識分子下海經商。失落的謝楠成為了第一代中關村人。她和一位名叫謝白的女商人，被稱為“中關村二謝”，兩人性格迥異，一個是溫婉的“海歸”，一個是說一不二的退伍女兵。她覺得那是她最迷茫的一段人生。那時候，她不會住四星級以下的酒店，不會去廉價的飯店吃飯，有時還去澳門豪賭。

此后的若干年，謝楠從未跟別人提起自己當過兵、打過仗。她覺得自己仿佛是在有意躲避那段記憶，“別人不知道我當過兵，我也似乎忘記了我的那段歷史。”

“人是有靈魂的”

在離開老山十多年里后，謝楠無數次做過同一個夢，她夢到犧牲了的同鄉趙勇站在她面前說：“楠姐，我太餓了，太冷了。”

在上前線之前，17歲的趙勇曾為了想買一臺收音機，向她借錢。謝楠兜里有15元，但只給了他10元。

11月22日，是幾十年來謝楠一直記著的日子，因為那個夜晚仿佛印在她大腦的溝回里。她清楚地記得，老山下著雨，趙勇所在的車隊在搶救傷員回來的路上，遭到了敵人炮擊。謝楠再見到他時，他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

從此，謝楠看到5塊錢，就會有一種莫名的痛，后來她在趙勇墳前燒了5塊錢。

“他生活中很老實的，犧牲以后卻特別調皮。”謝楠說，后來才知道，趙勇也曾給母親托夢，“他想要一個兒子。于是母親給已經40歲的兒媳跪下，求她再生個兒子，過繼給趙勇。”

在那段時間里，這個夢不斷困擾著謝楠。2003年1月，她一個人坐上前往昆明的飛機。那一次，謝楠本想只看看趙勇，讓自己不再重復惡夢，卻未曾想這一次旅程成了她人生的又一次轉折。

一個人，開著借來的車，重回老山，憑著當年的記憶一點一點找到通向戰場的路。

那天，她不想在麻栗坡過夜，只想把從家鄉帶來的茅臺送到趙勇的墓前，“了卻了心愿，就趕緊跑”。車開到陵園，天已經麻黑。那時的麻栗坡烈士陵園還沒有重新修繕，大門隨意地敞開著，似乎連接著兩個世界。“躺在那里的戰士最小的16歲，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多歲，真凄涼。”

謝楠帶了3個花圈：最大的一個，送給麻栗坡墓地全體烈士，挽聯上寫著：南疆英烈永垂不朽！

陵園的管理員告訴她，至少還有300個烈士的家屬沒有來祭奠過。謝楠記得對方當時給她講了個故事，兩位老人千里迢迢來看望犧牲的兒子，回去的時候卻沒有了路費，只好在烈士的墓碑前哭著責怪孩子。

那晚的陵園，只有謝楠一人。她把其中一個小花圈送到趙勇面前，默默念叨：“趙勇，我來看你了，以后你別來找我了。”她拿起打火機點煙，又對趙勇旁邊的兩位班長的墓碑囑咐，“趙勇是個新兵，他太小了。你們一定要好好待他，不要欺負他。”點著的香煙，一明一暗。

第二天，她再去陵園，突然覺得，戰友們就躺在她身邊，這么多年，他們一直默默地守衛在這青山之間——生意、金錢、名利，仿佛一下不那么重要了。那一天，謝楠開始相信，“人是有靈魂的”。

“媽媽，我等了您20年”

謝楠的兩個小花圈，另一個送給了吉興林——一個為掩護戰友而犧牲的副連長。謝楠并不認識吉興林，只知道這位戰友犧牲10天后，女兒出世。因為他的家在江蘇灌云，人犧牲在云南，人們便叫這個女孩吉云云。16歲的時候，女孩得了腦癌，病情惡化時，才在社會資助下，第一次到老山見了父親。女孩有個夢想——想來父親犧牲的云南上大學。

那晚，謝楠對著吉興林的墓碑說：“你放心，云云是老山的孩子。”此后的一年，謝楠幾乎沒有回過北京。從來不求人的她，為了這個素昧平生的戰友的孩子，往云南大學跑了四十多次，“找這個找那個，哭都不知道怎么哭。”直到那一年11月，她帶著四處跑來的文件，走進了云南大學校長吳松的辦公室。

拿到吉云云錄取通知書那一天，謝楠沒給任何人打電話，她把通知書復印了一份，在學校門口燒給了吉興林。4年后，吉云云大學畢業，病也奇跡般好轉。如今，吉云云在灌云縣的學校圖書館工作，結了婚，有了孩子。那孩子名字里有個喆字——意味“兩個吉”。

此后的每一次祭奠，都被謝楠看得無比神圣。第二年，她用自己發表詩歌、散文攢下的稿費為麻栗坡的957位烈士買了957朵玫瑰——她不用做生意的錢，因為這樣更純粹。不久后的清明，老兵和烈士親屬冒著雨趕到麻栗坡烈士陵園祭奠。眼前的景象，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每一座墓碑的右手邊都插著一朵鮮紅的玫瑰，仿佛在敬禮。

也是那一次，謝楠看到了一張照片，感到“心都被穿透了”。2004年清明節，在陵園拍照的麻栗坡攝影師朱效憫看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手扶著烈士趙占英的墓冢悲傷地哭泣。老人哭了兩個小時，朱效憫躲在一旁默默地按著快門。

謝楠不認識吉興林，更不認識趙占英，但那時候，她覺得不幫他們，仿佛一輩子都無法安心。她照著墓碑上烈士的籍貫、地址，通過云南省嵩明縣民政系統找到了趙媽媽。當時老人住在村里破舊的小屋里，床上只有一床軍用被子——那是趙占英留下的遺物——謝楠摸了一下，濕的。

2012年，三益文化國防基金會公益部部長李樺看到過類似的情境。云南省邊陲屏邊縣的周維珍老人，兩個兒子先后犧牲在中越邊境。其中一個，是她在幫部隊清洗烈士遺體時，發現了最熟悉的一塊胎記。李樺見到老人時，她仍然枕著用了近三十年的烈屬慰問枕巾。老人指著枕巾上的兩顆五角星圖案跟李樺說：那就是她的兩個兒子。

回到昆明的謝楠，很快將趙媽媽的故事、圖片貼在了網上。一位網友為趙媽媽的故事感動，寫了一首感動了無數人的詩——《媽媽，我等了您20年》：

媽媽，那一定是你，我聽到了，那手工的繡花布鞋踏在地上的聲音，一直聽到穿上了綠色的軍裝；媽媽，你的哭聲是那樣的辛酸，我明白，你嫌自己來得太晚……太晚……我不求再有什么額外的照料，一聲烈士已經足夠，我只求下個清明，我的媽媽能夠再來撫摸我的墓碑，因為我的媽媽沒有剩下多少二十年……

很快，來自各地的善款紛紛寄到老人手里。在謝楠的幫助下，趙媽媽新修了房屋。后來，當地政府也被故事感動，從此每兩年就會安排全縣的烈士家屬到烈士陵園掃墓。此后，老山周邊的十幾個烈士陵園開始修繕。2006年初，規模最大的麻栗坡烈士陵園旁還建起了一座老山作戰紀念館，趙媽媽的故事成為展出的一部分。

“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

老山作戰紀念館建起來那年，謝楠做了一個讓家人驚訝的決定：拋下北京的生意，在昆明開了一家老兵茶室。后來，這里成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老兵的根據地。

老兵們每次來，一般都要到麻栗坡去看一看犧牲的戰友，每一次，謝楠都會陪著他們。她已經記不清自己到底是多少次回到麻栗坡。謝楠說，老兵們喝酒的時候，會有一種默契，不再提起當年的那些故事，因為一旦提及哪個犧牲的戰友，那杯酒便又牽出一段永遠無法走出的回憶——在那個年代，喝酒便是壯行。

那一年，謝楠被評為“感動云南的新聞人物”。在報紙上，她堅持不刊登現在的照片，還只用自己的網名——“老山女兵”。

2008年，鳳凰衛視為她拍了一部訪談節目，名字就叫《高山下的花環》。她一直覺得那期節目的評價“太高了”，因為“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她覺得“真正的英雄，埋在麻栗坡”，“他們臨走時甚至沒有一句豪言壯語，那么平淡。”

茶館里，越來越多的故事讓謝楠難過：她聽說，一位烈士犧牲時，被炸得只剩下了十幾斤肉，知道兒子犧牲那天，烈士母親在家里喝了農藥；她聽說，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的排長王弘躍因彈片引發腦部感染而犧牲，臨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想回家。”讓謝楠糾結的事情也隨之而來。有老兵帶著妻子找到她，說需要資助。謝楠覺得，雖然是老兵，但還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那一次，她只給了他們路費。對方拋下一句話：“你還是‘老山女兵’呢！”

終于，由于承受不了負荷，謝楠的老兵茶室關了張。

與南跑北奔的謝楠不同，劉志和一直鎮守在邊關。從文山軍分區政委的位置上退休時，文山州委、州政府特意為他頒發了一枚金質勛章，上面寫著“劉志和大校鎮守邊關25周年”。在政委任上時，這位當年的自衛反擊戰老兵，每年都會組織官兵去烈士陵園祭掃。這些年，他發現，“英雄在年輕人心中越來越淡化”。

2009年，劉志和提前寫了一份退休報告，準備籌備一個非公募基金。他打了幾通電話，聯系那些參加過自衛反擊戰的老戰友，其中包括原文山軍分區司令何德文。自衛反擊戰的時候，他還是個連長，手下的9個戰士同樣埋在了邊境。

在外人看來，這個由老兵組織起來的基金會有些好笑。除了日常工作，基金會還要經常組織政治學習。劉志和還像當年一樣，說起話來便是“戰略思想” 、“文化國防”、“國家戰略”……的大概念。他給基金會定下大方向：安忠魂、喚民魂、鑄國魂。

趙媽媽的故事啟發了劉志和，后來他又看到軍報報道還有很多烈士的家屬從未來過邊境線祭掃。這讓他覺得，在基金會的宗旨中“安忠魂”是最為迫切的事。“不忘烈士，就是不忘戰爭，任何時候都要居安思危。”劉志和一板一眼地說。

從2010年開始，湊起來的老兵們每年清明都組織一次“忠魂祭” 。老兵們把那些跟趙媽媽一樣從未來這里祭掃過的烈屬，請到烈士陵園，報銷所有費用。老兵們的做法，也得到了文山州政府的支持，政府每年都會提供一筆資金。

老兵們向烈士陵園管理處要來了那些尚未有家人來祭掃的烈士名單，光在麻栗坡和馬關烈士陵園名字就密密麻麻列了幾百個。

為了聯系烈屬，老兵們動用了所有資源。第一年麻栗坡祭掃，他們聯系到了24位烈士的家屬；到了第三年馬關祭掃，便來了54家。有的烈屬聞訊打來電話，于是名單不得不一再擴充——雖然資金有限，但老兵們還是想要幫助“更多的‘趙媽媽’”。

“哥哥！我們以為你是逃兵！”

讓李樺難過的是，多年來，很多烈士的父母還未來得及看過孩子，便已經過世。這讓她們覺得時間緊迫。山東一位烈士的哥哥告訴李樺，他們的老母親至死都不知道弟弟埋在哪里。去世前，母親囑咐他：“無論你多難，一定要找到你弟弟。”于是，那一次的麻栗坡“忠魂祭”，哥哥把父母墳頭的土撒在弟弟的墳頭上，又從弟弟的墳上捧走了一把土……

在劉志和的邀請下，謝楠成為了基金會的理事，清明前后“忠魂祭”，她都會去做義工。有一年，麻栗坡祭掃，來了一位四川烈士的弟弟。父母去世后，有人傳說他的哥哥是逃兵，從此家里人在村里一直抬不起頭。“忠魂祭”現場，弟弟撲倒在哥哥的墓碑上大哭：“哥哥！我們以為你是逃兵！我要告訴別人你是英雄！”

后來，謝楠和基金會的很多老兵一樣，也把兒子送到了部隊。她偷偷托付老戰友們，把兒子安排在最苦的連隊。幾年里，她以一名老兵的口吻給兒子寫了二十多封信，其中一封發表在《解放軍報》，名為《一封家書：兒子已成男子漢》：“我總以為時代變了，一些精神也會隨之失落?？蓛鹤拥慕洑v再次告訴我，無論時代怎么變，中國軍隊英勇頑強、敢打必勝、忠誠守節、嚴守紀律的精神不僅永遠不會改變，而且還將成為一支明亮的火炬，照耀、引領著一代又一代的軍人不斷邁向新的征程。”

自從2003年那次老山祭奠之后，謝楠再也沒有夢到趙勇。直到很長時間后，他在夢里再一次站在她面前，還是以前“那么年輕、那么帥氣”。他說：“楠姐，其實我沒有犧牲，我把全世界的人都騙了。不信你挖開我的墓，里面是一頂軍帽。”

謝楠喜歡說起《兄弟連》里的橋段——因為或許若干年后，她的小孫子也會像劇里的情節一樣，跑來問她：“奶奶，你打過仗，是英雄么？”她說，那時，她也會像很多曾經戰斗在西南邊陲的老戰友一樣回答：“我不是英雄，但我曾與英雄們一同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