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聲音,盡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蕩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我愿意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仿佛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里最熱的詞語。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愿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他們的聲音,盡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蕩。

責任編輯:肖華 助理編輯 溫翠玲

編者按: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仿佛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里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愿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余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愿意。

他們的聲音,盡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蕩。

而對于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后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復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后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于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周末特制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CFP/圖)

廳級干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并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周末記者所了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于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于瑞典,先后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并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后十幾年,中央出臺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范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吁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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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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