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為什么不可輕言—— 從《路標文集》看俄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
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于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理念
俄國知識分子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既狂熱又焦躁,過分熱衷于政治、過分崇尚黨派之爭,對他們來說,政治活動的目標與其說是將一種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說是消滅一種信仰的敵人,將世界強行納入自己的理念
尼·別爾嘉耶夫
布爾什維克的明信片,畫中水兵舉著一面寫有 “革命萬歲”字樣的旗幟
對《路標文集》,我們過去持簡單否定的態度,說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們與解放運動決裂”。但實際上它的內涵是很豐富的,反映了俄國現代化過程的兩次大轉折(1917、1991)中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尷尬,突顯出俄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深邃與自我反省等特點。正因為如此,該文集在劇變后的俄羅斯多次再版,被認為是從思想上和傳統文化根源上探討蘇聯體制形成的最權威的著作,甚至被譽為“俄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經典的代表作。
事實上,遠在1905年革命以后,別爾嘉耶夫等人就開始反思政治激進主義??傮w而言他們認為,“革命”會造成人類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會震蕩減到最小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是上策。對于二十世紀三次俄國革命的反思,他們認為僅僅從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狹義的社會學”層面分析是不夠的,只有從俄國知識分子整體發展史進行梳理,上升到靈魂深處挖掘,才能找到俄國問題的根源。
極端主義是俄國的文化傳統
別爾嘉耶夫等人認為,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聯系。由于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沖動的特點十分突出。17世紀宗教“分裂運動”后,民間出現了一批不認同官方思想的人,他們認為沙皇代表的俄國不是真正的東正教國家,而是一股玩弄權勢假宗教之名控制國家的惡勢力,因此作為分裂運動的傳人,“他們把不認同現存制度、質疑官方教義作為終身目標,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特有的“分裂”氣質與周圍的環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們往往持一種極端偏執的行為方式,在文學創作中流行極端的表達方式,激情既是創作的原動力,也是極端化的催化劑,當然也只有依賴于思想的狂熱和自我沉醉,他們才能經受住迫害,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生存下來。
這種絕對形式是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由于俄國的分裂運動和國家的專制主義壓迫,急躁、激進的情緒一直存在于文化階層的大多數人之中。19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于政治化了,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充滿了絕對化的血腥和虛無主義的無根基性,他們把文化這種民族的精神支撐物,隨意地和統治階級話語霸權綁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為武器。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爭相與溫和、中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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