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臺灣老兵】一張照片的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時大陸來臺老兵離鄉已十多年，年紀大多三四十歲，還能跑、能跳、能打架。但回家遙遙無期，心情郁悶，便有人冒生死之險，想逃向對岸老家。

兩岸正處于交戰狀態，天空與海洋都不開放，軍人任何狀況下皆不許搭乘民航機，搭軍機只要有任務倒還可以，不過只限在臺灣境內。因此，想逃，只有游泳過海峽一途。成功機會也許不到十萬分之一，一則，部隊看得緊，再則，臺灣海峽風高浪急又天黑（白天當然不敢逃），且傳說水中還有吃人的鯊魚。這十萬分之一的機會，也只有駐在外島的人才有，而且所駐島嶼離大陸還得很近（馬祖離福建最近的高登島，約八千多米）。當然天氣洋流要適合，此外，除了別碰到鯊魚，也別碰到海軍巡防艇。

部隊采“連坐法”，三人稱一“伍”，相互監視，若有人幾小時沒見人影，立刻去找，立刻反映。一旦出事，一起受罰。

游泳長途逃亡最佳工具是球，球當然大的比小的好，比如籃球就比排球好。于是球類被列為“嚴格管制品”，不但集中保管，每個球還編號，個人不能借，比賽才能用。有些較小的島，如烏坵，為免事端，索性不辦任何球類比賽，于是，球在那里絕跡；若看到一個球，會讓單位像看到一個炮彈一樣緊張。

收音機同樣是管制品，本來它是聽歌、唱戲、聽相聲的娛樂工具，但兩岸透過電波隔海喊話，以致也是政治心戰的工具。在臺灣本島的官兵個人可以有收音機，卻不許收聽短波，因為大陸電流強，收音機指標一撥到短波，“蔣軍弟兄們”的聲音就出現了。外島離大陸近，就無所謂長波、短波，能聽得清楚的廣播都來自大陸電臺，所以外島個人有收音機的，非最高長官莫屬。

后來有了電視機，黑白的，十二吋或十四吋，電視機是勞軍品，一個連隊約有一臺，放在“中山室”，由專人看管。新聞只許看中午十二點和晚間八點的，歌唱節目比較寬松，臺視的“群星會”最受歡迎。去看電視就像去看電影，什么時候播什么節目，大家都清楚，時間一到，“中山室”里已擠滿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著，不過，坐或站都一樣高興。

臺視有個節目，叫“懷我故鄉”，主持人名叫劉震慰，每周六下午播出半小時。顧名思義，這是介紹大陸風光的節目。所謂“風光”，只是圖片，由于兩岸未開放，呈現在屏幕上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舊照片，節目制作單位從四處搜集后，由劉震慰“看圖片說故事”。

聚在“中山室”里的人，來自中國各地，劉震慰說到某個地方，立刻有人說他去過，說得比劉震慰更詳細。

有一回介紹秦淮河，甲兵突然興高采烈地說，他在秦淮河畔后面一個巷子里玩過姑娘，湊巧在場有個南京人，覺得故鄉受了污辱，跟甲兵吵了起來，差點打架。

我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每播必到，我一直在期待能播出我的家鄉浙江舟山，但杭州播了，寧波播了，就不見播出舟山，是因為中國太大嗎？舟山太小嗎？我為之悵然。

忘記“口令”差點被打死

1959年，我被派到東犬島，在馬祖西方，與東犬島相近的稱西犬島，在軍事部署上合稱為“白犬守備區”（注：犬字聽了不雅，后改稱東莒、西莒，不過大陸仍稱東犬、西犬）。

那年我21歲，任少尉干事。

我和另一位干事住同一個碉堡，他大我七歲，名叫錢貴，上海人。身高接近一米八，生性開朗，愛說葷笑話，一面說還一面表演。他比我早到東犬，認識的人多，有人叫他老錢，有人叫他貴兒。

他這個上海人竟會唱越劇，其中《梁山伯與祝英臺》能唱半本。我小時候在舟山惟一聽過的戲就是越劇，大我六歲的姊姊還曾上臺演過祝英臺，她叫我扮梁山伯，由她一字一句教我。

“上虞縣，祝家村，玉水河邊，有一個祝英臺，才貌雙全。”這幾句我還沒忘，不過，跟姊姊對唱時我還是個小孩，用童音唱女聲，很有味道，現在二十多歲嗓子變了，還唱祝英臺，覺得很別扭。

雖然沒有胡琴，也沒把握唱對唱錯，兩人窩在碉堡里，一盞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