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金融市場開放既要反右也要反左

中國金融市場的真正風險是不對內開放，不建立內生的競爭機制，把對外開放與行政管制奉為銀行改革的法寶，其結果必然是金融控制權逐步喪失。

    張宏良先生的《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最近極為熱門，我贊賞張宏良先生的拳拳愛國之心，但非常擔心這樣的文章會掀起民粹主義的狂潮。
    在金融業開放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所謂左，就是以民粹主義情緒阻止對外開放。中國金融業必須對外開放，這既是加入WTO時的承諾，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之后的必然之路。在看到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時候，我們也要看到工行、招商等銀行正在周邊國家與非洲等地區大力開疆拓土。
    中國銀監會剛剛發布的《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稍嫌粗忽。新的《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第10、12、15條規定，外資控股國內銀行需要銀監會審批，另據商業銀行法規定，無論境內什么銀行，股權變化5%以上都需要銀監會審批。
    事實上，目前我國外資控股的銀行只有深發展與廣發行兩家，其他大型國有銀行都是國資控股。管理層對外資控股保持非常的警戒心，而銀監會等有關管理層對此的控制非常嚴格。這兩年，政府的金融中心工作是做大金融機構的市值，防止國家喪失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的控制權。銀監會的征求意見稿被市場會錯了意，遭到炮轟，純屬多情的誤會。
    所謂右，則是以為非外資進入不足以拯救中國金融機構，股權小賣小得利，大賣大得利，恨不得中國金融機構一夜之間改姓他人之姓。這樣的做法在現實中也有很多，以前銀監會規定股權轉讓對于外資的格外施惠，各大銀行在股權轉讓中眼睛只盯著外資大股東，對國內資本極盡歧視，就是典型的例子。
    真正應該考慮的是，為何國內反對開放的情緒如此高漲，這絕不是國內投資者的非理性，而是他們在投資過程中遭受到了嚴重的不公待遇，加劇了市場對外資、對政策的敵對情緒。因此，對于政策的夸張解讀受到民眾歡呼，一句小民不可理喻絕不能解釋深層次的社會心理。
    民粹風險的始作俑者正是實行對內對外開放不平等政策的管理層。中國金融市場的真正風險是不對內開放，不建立內生的競爭機制，把對外開放與行政管制奉為銀行改革的法寶，其結果必然是金融控制權逐步喪失。
    首先，金融機構遲遲不對內開放，到目前為止，對內開放僅局限于農村信貸，而且不能吸儲，擺明了是希望民間資本為政府在農村信貸市場的控制解圍。當然，說政府從未對內開放也不符合事實，在城市商行與農商行的改革過程中，均有吸引內資的例子，但內資權力受到嚴格限制，基本上只有投資權沒有控制權與受益權，這就導致投資者利益短期化，如投資之后又借出大量資金，利益私相授受，這反過來給予管理層口實，更加收緊對內資的開放程度。
    其次，對外出讓股權時讓利過多。張宏良先生所說的2005年6月美國銀行投入中國建設銀行30億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國銀行的直接和潛在獲利已達到320億美元，足以抵消該行在次貸危機中損失的近40億美元，確實是事實。不僅美國銀行，其他入股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莫不獲得豐厚回報。在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銀行壞賬時，向外資所出售的資產包價格之低，甚至連公司內部的人都拍案而起。
    對金融機構再次賤賣的擔心并非多余，由于缺乏內生的競爭機制，金融機構的競爭力沒有顯著好轉，如果這些公司無法抵御經濟下行周期的考驗，惟一的辦法就是再次引入外資，沖銷水面下的巨大壞賬。
    閉關鎖國沒有前途，一味依賴外資風險更大。對民資的封鎖、對國內資金的盤剝正在引發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反應，那就是民粹主義與強行開放這兩種最不安全的因素，并存于我國的金融市場。所謂民粹，是內外開放不公平市場的另一種背書而已。
    （作者為《每日經濟新聞》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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