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從美國人的辦事低效說起

●這次到康奈爾訪問，發現看一次家庭醫生也要預約二十來天

●既然美國人的辦事效率如此低，為什么他們的工資卻比中國人的高

●美國制造業人均資本存量是中國制造業的十倍左右，兩者間巨大的差異足以解釋美中之間很大部分的工資差距

●美國低效行業的高工資是由少數高效行業高工資帶動起來的

低效率

    在國內常聽人抱怨這個部門或那個單位的辦事效率低下，而且抱怨的人總是理直氣壯，一副當家做主的樣子。有一次我從印度搭乘東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北京，在浦東機場飛機由國際航班轉為國內航班。地勤人員領著乘客由國際到達往國內出發走，但總是數不清人數，旅客們不得不等著。此時，我們的幾位同胞便義憤填膺地上去和地勤人員理論，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而地勤人員也只好忍著。顧客即上帝，這似乎已經深入人心了。
    可是，在美國這個顧客早該是上帝的國家，我卻見識了顧客被隨意驅使的情景。一次我從費城搭乘最后一班飛機回旖色佳，旅客剛剛坐定，一位地勤人員上來叫：“某某女士，請出來，你的票無效，必須把座位讓給另一位還沒有登機的旅客?！贝藭r飛機已經滿員，這意味著這位女士當天回不了家了。她聽地勤人員說完，馬上哭了，說：“我有票，我的票早都訂好了?！笨墒撬€是被帶下了飛機。我在想，如果換了中國，絕對沒有人會下飛機的，因為這是航空公司的錯誤，它多賣了票；至少，航空公司也要加倍賠償才對。
    美國人的辦事效率實在不敢恭維。我在2007年9月份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開了一次會，會后早早地把報銷單據寄給了他們，可是，直到現在——2008年 3月——還沒有收到報銷的錢。以前給服務單位打電話，雖然要回答機器的許多提問，但最終總能和一個真人說上話?，F在卻不同了，電話那頭要么總是機器，要么給你轉到印度去，讓你留下電話號碼，等著美國這邊的接線員空閑下來回電話，而這個電話你多半是等不到的。
    和中國一樣，美國的醫療體系也是最為人所詬病的。醫療費用的激增和大量無保險人群的存在固然是大問題，而據我個人觀察，醫院的服務質量也大不如前。2003年我們全家在斯坦福大學住了三個月，其間我太太不慎扭傷了腳踝。因為擔心骨折，所以當晚便去看急診。就是一個簡單的X光片，竟然讓我們從晚上十點等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可是還沒有拍好，要重拍，因此我們又不得不再等一個多小時。以前讀書的時候，看家庭醫生基本可以預約到一兩天的診號，這次到康奈爾訪問，發現看一次家庭醫生也要等二十來天。

低效為什么工資還高？
    這樣低效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我的疑問是，既然美國人的辦事效率如此低，為什么他們的工資卻比中國人的高？
    我這里的比較是在同等教育水平之下進行的。我們當然不能期望一個初中畢業的中國農民的收入和一個大學畢業的美國農民的收入一樣高，也不能期望一位下崗再就業的中國工人的收入和一位美國汽車工人的收入一樣高。但是，我們大體期望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獲得和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畢業生一樣的工資，而事實上卻是，后者的工資遠遠高于前者。
    然而，如果一家美國本土公司接收一名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到美國工作，則會發現這名畢業生可以做美國員工能做的所有工作。也就是說，清華畢業生之所以沒法獲得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僅僅是因為他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工作。這是為什么？
    有人馬上會說，這個問題還要問嗎？不就是因為中國窮嗎？但這個回答有同義反復之嫌，因為一個國家貧窮與否本身就是由收入決定的。我們需要在收入之外找原因。我這里給出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遠遠高于中國。勞動力和資本是兩項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且，在一定技術條件下，它們之間的生產力是互補的，即一種要素投入的增加提高另一種要素對生產的貢獻。比如，給定資本存量，勞動力越多，資本對生產的貢獻就越高。當年修建人民大會堂的時候，全國人民到北京來義務勞動，盡管我們當時的技術手段有限，可是我們卻在十個月內把大會堂建好了。這是人多提高資本貢獻率的例子。
    資本增加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例子更多。同樣一個大學畢業生，用計算機工作的效率當然要比用計算尺的效率來得高；同樣一個工人，用車床工作的效率當然要比用榔頭的效率高。美國制造業人均資本存量是中國制造業的十倍左右，兩者間巨大的差異足以解釋美中之間很大部分的工資差距。
    這里的道理似乎很簡單，但經濟學家對此的看法并不一致。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保羅·克魯格曼對東亞發展模式的批評。他認為，東亞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積累而不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長期來說它們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我在前面是在給定的技術水平下進行討論的，克魯格曼的討論則增加了技術維度上的變化。就長期而言，克魯格曼是正確的，特別是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惟一的出路。但是，短期內一個經濟體通過資本積累提升收入水平的空間仍然非常大，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人均收入仍然很低的國家，資本積累仍然是提升收入水平的捷徑。而且，這里所說的“短期”可能并不短，中國再維持十年的高積累、高增長模式毫無問題。
    同等教育程度的人在美國的收入高于在中國的收入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存在大量高報酬的工作，這些工作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領域、金融領域以及像律師、醫生這樣的高端服務業。
    記得當克林頓政府的勞工部長雷奇說要給美國人創造高薪工作時，克魯格曼馬上在他的專欄里說，根本就沒有“高薪工作”，因為薪水是由個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決定的，而不是由工作決定的。但是，克魯格曼在這里沒有弄清楚“雞”和“蛋”的關系。對于雷奇來說，高薪工作是“蛋”，有了這只“蛋”，我們就會看到人們提高教育水平或者繼續學習這只“雞”。
    克魯格曼等于是認為，無需高薪工作這只“蛋”，人們自然會去提高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但這不符合經濟學直覺。正是因為在高科技和金融領域的領先地位，美國才出現了過去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這些領域吸收了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從而對低端產業的勞動力供給產生壓力，迫使它們提高工資。換言之，美國低效行業的高工資是由少數高效行業高工資帶動起來的。
    在國內的語境里，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往往被擺在對立的位置上，似乎一方的所得必定要以另一方的所失為代價。美國的例子至少可以讓我們停下來，理性思考一下市場中各方利益相輔相成的關系。

    （作者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電子郵箱yyao@ccer.edu.cn）

（責任編輯 鄧瑾 助理編輯 溫翠玲）